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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先生与外文系师资培养工作

马振玲 徐齐平(1961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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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4年)为李霁野先生100周年冥寿。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忆起李先生对中国文化,中外文学,教育等多方面的巨大贡献。现根据我们的切身经历和体会谈谈他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李霁野先生自1951年至1982年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 此外他还兼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公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对教学工作还抓得很紧。他高瞻远瞩,认为培养和提高青年教师是外文系在教学和科研达到先进水平的关键和根本措施。因而他亲自抓培养师资的工作。

现以英语专业为例。60年代初期,为了解青年教师的基本情况,李先生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带领系和教研室的负责人及老教授到各青年教师的班上听课,然后开会讨论,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提出改进建议。李先生的意见总是很中肯和切合实际的。随后在李先生的主持下对青年教师进行了一次英语水平测试,内容有翻译作文等。李先生根据测试情况约每一位教师进行个别谈话,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在调研的基础上,李先生和青年教师逐个商定每人的基本业务方向。从而确定一些老师以基础英语教学为主,一些老师要为高年级的文学和语言课做准备。在李先生的指导下,系里对青年教师的进修和提高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措施。

第一,让青年教师走上讲台,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南开大学外文系于1956年复办以后,师资缺乏是最大最难的问题。我国解放以后,学习外语以俄语为主。后来各大学开设英语专业时都面临师资匮乏的问题。全国如此,南开尤其如此。在外来师资及其贫乏的情况下,李先生决定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复办以后的第一批毕业生中选人留校,充实教师队伍。这些被留下来的青年助教必须立即上教学第一线,开课教书。 于是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所具有的英语语言与文学知识尚未达到独立担任教学任务的要求,教学经验近乎空白。李先生一方面支持鼓励他们走上教学第一线,挑重担;另一方面请教学经验和业务知识都很丰富的老教师担任青年教师的进修课程。

第二,充分发挥教学集体的作用。当时一,二年级都开设平行班。每一年级都有一位业务水平较高,教学经验较丰富的中年教师被指定为把关教师。每一年级都成立教学小组,其中包括一到两名青年助教,每位教师都分班独立上课。教学小组每周集体备课,开会前轮值教师必须写出详尽的教案,交到会上讨论。经补充修改以后,发给每一位上课教师。这样青年教师在走上讲台的时候胸有成竹。由于每一节课的教学要求都规定得明确具体,各平行班的授课内容一致,没有大的差异,保证了同一年级的教学质量。学生们也没有异议与挑剔。这种方法不仅使青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夯实了自己的基础知识,而且丰富了自己的教学经验。每一次上课,即是教学又是学习,两全其美。

第三,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 让老教师在业余为青年教师开班,每周上课一两次不等。 杨尚荃和李宜燮老师教文学;罗旭超老师负责语言语调的训练;刘狄英老师(华籍美裔)着重系统英语基本功训练。在1963年至1964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的英语进修班完成了English Sentence Patterns, English Pattern Practice, 和 Lessons in Vocabulary 三本书的练习。进修中注重与实际教学需要相结合,学以致用,效果良好。

第四,发挥外籍教师应有的作用。1965年复办后的第一批外教罗杰霍华德与詹姆斯安德鲁来系任教, 并受高教部委托办两个脱产培训班。我系有数名教师参加了培训班的学习。“文革”以后每年都聘用一至两名外教。特别要提到的是罗伯特科斯碧教授,他长期从事英语,英美文学的教学研究,学术造诣极深。他于1979年首次来南开大学执教。先后共十几次来系讲课并指导研究生论文,对南开大学的外语教学与科研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李先生亲自过问聘请外籍教师的工作。让外教除学生外还要负担青年教师的提高工作。其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教师不脱产进修,每周上课一两次。 一种是脱产进修。 参加后者的教师在该学期不担任教学任务,全部时间用于进修,几乎每天都上课。青年教师轮流参加这种进修。

第五, 到兄弟院校取经。在李先生的领导和支持下,系与教研室曾多次组织青年教师到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大学等院校听课座谈。听取他们的经验介绍,收集有关的教学参考资料,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兄弟院校的教学工作开阔了教师们的眼界,增强了改革的信心。在去外院之前我系英语专业低年级还在沿用传统的汉语讲课方式。后来到外院看到全部用英语讲课,学生的会话能力较强,教师们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 回来之后经过讨论决定马上改革。自那以后从一年级起就用英语讲课。 在实践中教师和学生证听说英语方面逐渐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第六, 选派青年教师到兄弟院校进修一至两年。这颇与今天的国内访问学者相似。 要求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一门课程,如基础英语,英国文学等。任务明确,要求具体,即学习一门课程的全过程,要带回该课程的全部资料, 如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安排,方法,教材及相关的教学资料,以便学习结束以后,回校担任这一门课的教学任务。这种办法在外文系复办初期,在教师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好策略: 设法把这门课开出来,先满足实际教学的迫切需要,然后进一步提高其质量。

第七, 争取国家名额,选派青年教师出国学习。 李先生把建设和发展外文系寄托在青年身上, 因而从60年代中期就选派青年教师出国进修。 “文革”使这一工作中断。 在拨乱反正以后,系里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特长,继续派青年教师甚至中年教师出国深造。有的读学位,有的作为访问学者。 我系一位青年教师在美国坦普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这是外文系复办后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教师。

第八, 全面关心青年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李先生平时工作比较忙,在60年代他兼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全国政协常委等各种兼职和社会工作,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亲自到青年教师任课的班听课,考察教学效果,指出教授课程中的优缺点。他观察细致,一丝不苟。 比如他连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书写的板书不够整洁这样的问题都一一指出,引起任课教师的注意。尤其重要的是,他十分关心爱护青年教师。 他一个个地分别促膝谈心交换意见,鼓励他们积极上进,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把教学工作搞上去,把外文系搞好。

李先生总是设身处地地关心青年教师,为他们着想,帮助他们解决具体的,实际的,往往是最困难的问题。比如,在那个时候的户籍制度下,一些青年教师的家庭两地分居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最不容易解决。但是李先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一件件地处理。他认为,把这类问题解决了,教师们就能安心地工作,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教育事业中去。

在李先生的指导下青年教师迅速成长,教学科研水平不断上升。“文革”之后李先生将南开大学外文系推向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前列,使南开成为全国美国文学学会的主要发起单位之一。 在这种鼓舞人心的情势下,青年教师干劲十足,有的编教材,有的搞翻译,有的在国外发表文章。教学科研成果累累。 其中,李宜燮和常耀信主编并有数位教师参加编写的《美国文学选读》被列为国家教委推荐的高校教材,被多个院校采用。

李先生抓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播种育苗,精心栽培,辛勤耕作。 他的劳动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青年教师经过工作的锻炼,逐步成长,成为教学中的骨干。到今天,南开大学外文系变成了外语学院, 成为具有硕士与博士授予权的单位,在语言,文学与翻译三个方向培育外语的高级人才。它拥有800余名本科生,250名左右的硕士与博士生。南开大学的外语毕业生遍布全国,他们正在为祖国的现代化,为党所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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