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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先生两三事

崔永禄 (1965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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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在1960年秋天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的。记得开学后的第一周学校在新开湖的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随后外文系的队伍就拉到了现在老图书馆的五楼,安排新学年的教学。作为外文系系主任的李霁野到会讲了话。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霁野先生。

李先生身材不高,偏园的脸庞, 满头白发。 讲话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板有眼,略带南方口音。 讲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大家好好学习,力争又红又专,还有学期工作的布置。 听上几届的同学说李先生是鲁迅的战友,又是翻译家兼诗人。 我心里很兴奋,感到能作为外文系的一个学生而非常自豪。

但那之后很少见到李先生。 他给我们的上一届(1959-64)讲过外国文学史,到我们这一届却不再给学生讲课。 至今想起来是一件憾事。和李霁野先生较多的接触是在我1965年毕业留校做外文系做了教师之后。

(二)

1965年,当时的高教部在南开大学办了全国高教外语师资培训班,首次聘请外籍教师任教,我被指定为一名外教的陪同翻译。因为工作关系和李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 李先生当时住在北村十楼的一个单元里。 那是一栋两层的教授住宅楼。 李先生的单元里,楼上是两间卧室,楼下有会客厅,餐厅和厨房。 那时李先生已经发现有心脏病,所以会客常常在楼上的卧室内进行。我们去见李先生主要是请示与外教的教学有关的事情。 李先生有时也和我们谈谈外文系的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记得当时谈得最多的是刘狄英

刘狄英是美国人,英文名字Grace Liu . 她丈夫刘茀祺先生在美国留学时他们认识并结了婚,后随丈夫一起回中国。 30年代初她丈夫在天津自来水公司任总工程师。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他拒绝为日本人工作,辞工回家,一直待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工作,不幸于1953年因病去世。 刘狄英抚养她的两女一子生活比较困难,因此经常得到政府接济。 李先生说,对于这样的爱国人士家属,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况且刘狄英是美国人,能教英语,我们请她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聘用刘狄英的意见主要出自工作考录,但对刘狄英一家的关心却是发自肺腑。 在李霁野先生的坚持下,刘狄英先是安排来代课,后来就成了正式教师。刘狄英的儿子也安排在系办公室工作。 后来刘狄英在外文系的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是李先生为外文系的师资建设精心筹划的一个例子。

60年代初,由于中国和当时的苏联关系恶化,中国外语学习的重点由俄语转向英语,英语教师非常缺乏。 李先生作为系主任经常为师资不足而发愁。所以他克服重重阻力,努力留用和聘用了一批英语较好的人任教, 如金隄刘岱业,鲍凯罗旭超张秉礼庞秉钧等。 这些人都成了“文革”前外文系英语专业的骨干教师,辛辛苦苦地为外文系的教学工作和英语人才的培养做了积极的大量的工作。 在今天纪念李霁野先生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些在外文系的历史上默默奉献的人们。 但这些人大多数是解放前就用英语工作谋生,如在外国银行或外国使馆工作过。 这些现在看来都不是什么问题,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问题就被看得很严重。 他们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改造。 李先生自然也就成了网罗“牛鬼蛇神”的反动学术权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但是敢于正确对待和使用那些不是完人的人,却遭到了不应有的惩罚。 这种历史的不公正虽于“文革”后不久得到纠正,但它毕竟令人痛心。

(三)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 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南开大学几乎所有的系主任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李先生自然也在劫难逃。当时,不准外国人参加“文化革命”,而学校又以陷入停课状态,于是只好安排他们参观访问。 我陪着他们到处转了一圈,十一月份回到南开;把外教送走之后,听说李先生已经被批斗, 在批斗时还挨了打,家也被抄了,随后扫地出门。 从北村的教授楼搬出,住到西北村的一间平房里。我有时从西北村走过,曾看到李先生拖着疲惫的腿,扛着大扫帚和几个别的人一起扫地劳动,很担心他患有心脏病的身体在遭此大劫之后能否挺得过来。 但他居然挺了过来,而且活到90多岁的高龄。可见他貌似瘦弱的身躯里有着坚强的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文革”中关于李先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的小字报。 当时南开园是大字报的海洋。 大礼堂,大中路两侧的席棚上,教学楼内外和学生宿舍的外面,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在这些大字报的缝隙间,偶尔会看到一张张小字报。 十六开纸,用钢笔书写,字迹工整清楚,下款一丝不苟地署上自己的名字李霁野三个字。,并且清楚标明日期。 内容大多是对大字报中与其有关的事实进行澄清。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师们都佩服李先生的勇气。 处于那样的地位而敢于写出这样的小字报为自己申辩,为自己所受的冤屈抗争,的确要有一种无畏的精神和对自己清白无辜,以及对天道行健的坚强信念。 我们也都为他担心,深怕这些小字报为他招来更大的灾难。 果然,小字报一出现就受到了“批评”,往往是用墨笔或红笔把小字报圈起来,或在上面打个叉,旁边写上“大毒草”“反动学术权威”等类字样,有时还会有“痛击某某翻案妖风”之类的大标语。

但李先生不为所撼。 小字报一张又一张地贴了出来。 那些小字报像一团团的火,在1967年年底与寒冷的北风抗争,也与当时恶劣的政治气候抗争,传出了刚直不阿的呼声,争取着尊严和生存的权利。 李先生后来谈到这些小字报时说过,“文革”中受红卫兵批判,挨打,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倒是可以忍受的。最令人受不了的是那些不实之词,那些靠造谣给你编制的罪名。 他还十分风趣地说:“我这些小字报的底稿还都留着,将来有机会把它们印出来,书名就叫”墙头文学“。

(四)

李先生的著述和译作很多。 但其中影响最大而且争议最多的恐怕要数《简爱》了。 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李先生翻译了《简爱》,而且在当时的教授们中间很有一些争论。 有人说其中有不少错误。后来看过电影,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李先生的译作。只是最近教学生翻译赏析课时,才有机会认真阅读,并与其它的译文进行了比较。谈到翻译的不妥之处,如果仔细研究,恐怕那一部译作都在所难免,而且其中往往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至于李先生翻译的《简爱》,我觉得有下面几点需要加以考虑:

第一是开拓作用。李霁野先生翻译的《简爱》出版于1935年,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这本书的人。李先生的翻译不仅影响了一大批读者,就是对后来的译者也可以说是具有非常深的影响。首先是书名。自李先生将其定为《简爱》以来,译者们一直沿用,未作修改。与许多名著重译时更改书名的情况相比,就更显出李先生选定这一书名的意义。而且后来译者的理解,表达以及专用名词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很多都沿袭了李先生的译法。

第二是关于翻译中的不妥之处的问题。的确我们看到译文中有一些地方译得不够恰当,经认真研究会有改进。这些问题的造成应该说与中英文化和语言差别巨大有关,与中国当时总体英文水平有关,也与汉语当时努力创建白话文而表达不够确切有关。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半个世纪之后的祝庆英的翻译,虽然不少地方借鉴了李先生的翻译,但仍存在大量须改进之处。我们这里并不想为李先生的翻译开脱,我们只是想指出,李先生的翻译在传递原文风貌,刻画人物性格以及介绍英国文化方面是很成功的,因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使《简爱》这部翻译作品中中国长期流传而不衰。应该说,李霁野先生的翻译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是译作的风格问题。如果我们把李先生的译作和后来的译作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李先生的译文有其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是时代的风格,特别是当时文学翻译的风格与李先生的个人写作风格相结合的产物。上个世纪30年代的汉语口语和文字都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李先生的译文文字使用与现在有相当的差别,有些现在看起来甚至很不习惯。但李先生的译文有着一种时代的特征,现在读来有一种别样新鲜的感觉,使读者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文体。这对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翻译是十分宝贵的资源。我们对李先生的翻译,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纪念李霁野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总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感。李先生自1950年初由台湾会大陆任教至1990年去世,把多半生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南开外文系的教育事业。外文系为国家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外语人才,这其中有他的一份心血和汗水。他本人走过的道路,用他所译的《简爱》中的话来说,是”有荆棘也有鲜花"。他对外文系事业的发展,可能在工作中也有过失,但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们,应该永志不忘李霁野先生,以及那些在外文系这块园地上,为国家培养外语人才而呕心沥血的人们。 我们将踏踏实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把外语学院的事情办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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