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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创新

(六)

作者: 曾尔恕

《独立宣言》吸纳了源自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和当时流行于美洲的、包括洛克在内的哲学思想。要北美殖民地人民接受这些思想毫不困难,因为“他们的祖先在许多情形下正是为了按照上帝的法则生活而离开了欧洲的,对于感念着祖先的这个民族来说,人类的行为和制度应该遵从上帝的意志乃是老生常谈,很少有人会对此发生疑问。” 不过,法的自然正义的概念在《独立宣言》中得到了重新表达。它在开始即阐明:“在人类活动过程中,当一群人必须割断使他们与另一群人联系起来的政治纽带,并在世界各国中取得自然法则和造物主赋予他们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为了尊重人们的意见起见,必须把促使他们独立的原因公之于众。” 《独立宣言》所列举的脱离英国的控制、实现民族独立的理由,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律的非正义性方面。它提出:正是由于英国政府拒不同意那些对于公共福利最有益和必要的法律,拒绝批准那些紧急而迫切需要的法令,使北美人民屈从于一种不符合宪法、不为法律承认的管辖权,宣布北美人民不再受英国政府的保护,北美人民才被迫改变原先的政体。宣言的签署者们表示:“因此,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大陆会议的代表们集会,吁请最高审判者裁定我们的意图正确,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和权威庄严宣布: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而且理所当然是自由和独立的州……”并且“为了支持这个宣言,我们互相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荣誉保证。”

第二,法的民众选择性。在西塞罗那里,自然法思想融入了民众选择的概念。在《论法律》中,他以自然法为基础,在探讨法律的起源时指出法具有民众选择性。他说:“一些知识渊博的人认为应该从法律(lex)这一概念谈起。他们也许是对的,只是如果像他们界定的那样,法律仍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实现,便是法律。因此,他们通常认为,智慧即法律,其含义是智慧要求人们正确地行为,禁止人们违法。他们还认为,法律在希腊文中那样称呼是因为它赋予每个人所应得,我认为我们的‘法律’一词来自‘选择’。 希腊人赋予法律以公平概念,我们赋予法律以选择概念,实际上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这些看法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这些看法一般说来是正确的,——法(jus)的始端应导源于法律,因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度。但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离不开民众的观念,因此必然有时按照民众的观念说话,从而像民众称呼的那样,称那些成文的、对他们希望的东西进行限定——或允许或禁止——的条规为法律。” 罗马大学的皮朗杰罗·卡达拉诺教授认为,“西塞罗对数千年来的政治思想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他传播了‘法律’的罗马概念。由于让·雅克·卢梭的思想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一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再现于1793年雅各宾派的宪法中。” 如同“共和国”的概念一样,西塞罗关于法律的民众选择性的概念也来自于罗马的“人民”的概念。在对话《论共和国》中,他提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     在这个“人民”的定义中,体现出契约主义、意志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色彩。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下篇中论及自然法的时候,也涉及到法的民众选择性的概念,不过他是在论述立法权时提到这一概念的。他认为:人的自然自由是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只受自然法的约束;而人的社会自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 虽然洛克解释这个立法机关是体现“大多数的人的同意和决定”的机构,但是他又说:“只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由谁来行使立法权。” “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方面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                                                                                

“杰斐逊对人民群众有无限的信心。首先他深信普通人民的善良和判断能力。” 在1823年杰斐逊致科雷先生的信中谈到代议制时表示:“当代还有一个极大的优越性,就是已经发现了巩固这些权利的唯一办法,即由人民实行统治,人民不是亲自统治,而是由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代表统治,……的确,人民,尤其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民,由于他们是公共权利的唯一诚实的、因而也是唯一可靠的保管者。” 正是基于对人民的信任,在《独立宣言》中,同样可以看到法的民众选择性的意思表达。“人民就有权利”、“人民就有义务”、“人民看来”、“对人民来说”、“广大人民的手中”、“人民自己”、“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等短语频频出现在这一文件之中。这说明,在《独立宣言》发表时,基于共同人性而主张共同权利的单一共同体的意识已非常明确。但是,必须指出,在《独立宣言》中“人民”的含义并不包括黑人奴隶、印地安人、没有财产的男子和妇女。

第三,平等的法律观。“在西塞罗的自然法观的其它论点中,最突出的就是他的人类平等观” 在《论法律》中论及人的独特属性时,他多次提出人类平等的观点:“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人类社会和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便会很清楚。没有哪一种生物像我们相互之间如此近似、如此相同。只要风俗的堕落和认识的空乏没有能使我们软弱的心灵向它们起初希望的方向倾斜和扭转,那么我们每个人便仍都能像他自身,就像我们所有的人彼此相像一样。因此,不管对人作怎样的界定,它必定也对所有的人同样适用。” 洛克则从“论自然状态”中得出结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独立宣言》对于平等思想的吸纳和发展,如前所述不再赘言。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美洲人与英国人是同一民族,还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直是独立战争前美洲殖民地居民与英国政府之间的争论要点之一;作为殖民地本身是否应当形成一个共同体,在《独立宣言》发表20年前的奥尔巴尼会议上 ,殖民地人民还曾经拒绝关于联合的建议。而在《独立宣言》的序言中使用了“一群人必须割断使他们与另一群人联合起来的政治纽带”的话语。这清楚地表明,英国人已经被当作“另一群人”,而北美殖民地各州人民自己则已经成为一个利益与共的“一群人”了,在这两个“一群人”之间唯有平等相处才符合人类生存的自然法则。

 三

《独立宣言》是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学说有力的宣扬,它结合150年来北美人民的经历,第一次以政治宣言的形式,阐释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及人民有“反抗的权利”的理论,并通过革命的实践使之家喻户晓。亚伯拉罕·林肯对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发布上所作的伟大贡献作出高度评价:“一切光荣属于杰斐逊,属于这样的一个人:在单独一个民族为其独立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他具有足够的冷静、远见和聪睿,把一条可以适用于任何民族和任何时代的抽象真理纳入一个纯粹革命的文献,并使这条真理在那里永垂不朽,以致无论是在今天或永远的未来,它对于死灰复燃的暴政和压迫的先兆,都必定是一种谴责和阻碍。”

《独立宣言》是指引美国人民献身于对自由、平等的理想王国的追求的理论,它包含着创建合众国的那一代人在18世纪对启蒙运动思想的理解和选择,“把他们自己对理性、对人性的可以完善、对道德感、对天意论、对进步的不可避免性或至少可能性等的看法,适应于他们自己在一个新国家的经验” 。它所提出的关于人类平等的学说“不仅要树立一个一切人应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还要防止复辟——向‘所有那些往后企图使自由人民重新回到专制主义这条可恶的老路上去的人’敲起警钟。” 它照耀着美国宪法建立和不断发展的道路,成为初生的美国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强有力的杠杆。

《独立宣言》不仅是代表着北美殖民地各州抗击英国帝国主义革命的宣言,它意味着在北美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更为广泛的社会革命。宣言的发表使全力争取独立和实现共和的所有的美国人都期望在美国实现某种程度的改革,“到1776年为止,共和主义不仅成为是否适应于美国人的问题,而是成为了一件要急迫决定的问题。” 《独立宣言》使美国人意识到了共和主义的特点以及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和道德要求。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把对君主体制的盲目崇拜和对贵族傲慢的屈从,从如此众多的人们的心目中完全根除”,不但令当时美国的建国领袖感到惊讶,更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独立宣言》强化了美国人民的法治观念,使美国人受到了充分的法律熏陶。它所阐释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和人民有“反抗的权利”的权利理论深深植根于美国民众的思想之中,并化作美国革命的实践。自由、平等和反抗压迫的概念从此铭刻在美国人民的心中,成为持久不灭的感情。《独立宣言》的发表,使美国人民相信为美国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它同时是一场法律上的斗争,“它至少是以解决法律问题的名义发动的,导致革命的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对英国宪法上殖民地地位的解释存在差异。” 因此,独立战争以来,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形成政治问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普遍意识。而这正是宪法制定的思想基础。

《独立宣言》发表后,关于平等的理论首先在禁止奴隶贸易的问题上引起极大反应,及至1787年制宪会议上北方资产阶级代表与南方奴隶主代表在奴隶制问题上爆发剧烈争议。北方各州通过法律表示,已在其州范围内的奴隶将最终一律获得解放。各州宪法响应《独立宣言》,声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南北战争后宪法第13、14、15条修正案的制定和通过,虽然结束了黑人的奴隶地位,但“平等”的原则与不平等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一直向美国宪法提出严峻挑战。

平等的原则同样反对贵族特权主义。在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合众国不得授予任何贵族爵位。凡是在合众国政府受俸或任职的人,未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外国国王、君主或国家所赠予的任何礼物、俸禄、官职或爵位。”各州宪法也都禁止其公民接受外国政府授予的贵族爵位。

《独立宣言》中提出政府是“被统治者”同意才成立的,是人民委托的结果,不得侵犯人民的利益与安全,这促使大多数州宪法中都包括了一个“权利法案”。据统计,从1776年至1787年,至少有8个州通过了专门的权利法案,其他州则在州宪法中写进了权利保护的专门条款。正是由于《独立宣言》对人权的强调体现了美国人民对权利的理想与渴望,在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后,交由各州批准的时候,遭到各州一致抵制,进而才在1789年第一届国会中以修正案的方式通过《权利法案》,并得到十个州的批准,正式成为联邦宪法的组成部分。(全文完)

(作者曾尔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原文刊登于《 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6期,本次交付时作者进行了修改。)


  [美]卡尔·贝克尔著,彭刚译:《论独立宣言》,载《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另附,三联书店2001年,第213页

[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9页。

[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3页。

西塞罗认为,希腊文中的“法律”(nomos)一词源自动词(nemo)(分配),拉丁文中“法律”(lex)一词源自动词lego(选择)。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注。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9-190页。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6页。

[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8页。

[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91页。

刘祚昌:《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见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

[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08页。

[美]爱德华·S·考文著,强世功译:《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三联书店1996年,第8-9页。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195页。

1754年各殖民地的代表在奥尔巴尼开会,讨论组成各殖民地之间的一个永久性联盟。各殖民地议会拒绝了会议计划的这一行动。——著者。

[美]菲利普·方纳编,王华译:《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页。

[英]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8年,第121页。

[美]梅里亚姆著,朱曾汶译:《美国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16页。

Gordon S. 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New York.London1972,p.91.

Bernard Schwartz The Law in America: a history,New York 1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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