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Home 健康
Health
大千世界
The World
校友之窗
Alumni
文学与翻译
lit. & Trans.
老师领导
Teachers
65届毕业生
Graduates
温故篇
Poetry
旅游摄影
Photos
关于本网
About Us
alumniemblem
700
60

试论《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创新

(五)

作者: 曾尔恕

第三,《独立宣言》表达了建构一种新的政府理论的观点,即“在一个实践领域里由被统治者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 在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法律学说中,除了对自由、平等和人类的天赋权利的信仰以外,还伴随着作为一切合法政府的必要基础的社会契约说。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么,除非自愿,任何政府都不得要求他们效忠或服从,一个公正和自由的政治社会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如果政府违背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人民(即“被统治者”)就有权利去改变或推翻它,其最高形式便是革命。          “被统治者同意”理论是在英国过去从未产生过的、纯粹的革命理论,它出自卢梭(J.J.Rousseau,1712--1778)和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的思想,“它完全宣告了欧洲政治学在美洲的不适用。”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是从两方面论证人民革命的正当性的:其一,社会契约。在他的《社会契约论》首卷中论证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时,针对封建王权专制论的“人是生而不自由的”命题,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解除桎梏人类自由的枷锁、恢复人类原有的自由权利的关键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卢梭假定,人类在进入社会之前处于自然状态,并且由于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障碍在阻力上“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所以“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个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不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卢梭认为,这种足以抵御对于个人人身和财产的侵犯的结合的形式便是社会契约,并且“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 其二,人民主权。卢梭认为: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 由于主权不可转让,因此也就不可分割。“被人认为是主权的各个部分的那些权利都是从属于主权的,并且永远要以至高无上的意志为前提,那些权利都不过是执行最高意志而已” 。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在那里,他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 。在这里需要附带提出的是,在谈到宪政与自由的题目时,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受到当时及后来的自由主义者的诸多阐释与评说,甚至将他作为集权主义的先驱。例如,法国的贡斯当(1767-1830)从法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得到的认识是,不受限制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可能会成为对专制政治的支持。他警告道:“对人民主权的抽象承认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的价值。如果我们认为那种主权具有它未必具有的广泛涵义,尽管有那个原则,或者正是因为那个原则,那么,自由可能就会丧失。” 就民主制度的合宪性而言,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认为:“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决定由某一特别实体(即人民)作出的,而不是由某个由个体组成的一部分人来决定”,是卢梭式的“政府反映普遍意愿”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的是“共同兼顾民主概念”,而非“统计性的民主概念”。对于“政府来自人民”这一概念的统计性理解在美国的政治理论中更为人熟知;而共同兼顾性的民主这一概念似乎神秘莫测,而且听起来象是危险的集权主义。他认为,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ation)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也是最危险的一种政治理想。人民热切希望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统治,“对于人民来说,他们不仅仅归属于这一部分人,而且以某种特殊方式可以从这部分人中确认自己。他们只想被属于同一法律、或同一种族、或同一语言团体、或同一历史背景的成员们所统治,而不是除此以外的其他人。他们把不能满足他们这些要求的政治团体看作是专制统治,不管事实上这种统治是多么公正和令人满意”。             在《独立宣言》发表的前夕,1776年1月,一本名为《常识》的著作,用辛辣犀利的言辞向殖民地人民描述了乔治三世作为暴君的新形象,号召美洲人民推翻一切君王。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原籍英国,1774年赴北美投身独立革命运动。潘恩宣称:“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的人士的避难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避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物的虐待;把最初的移民逐出乡里的那种暴政,还在追逐着他们的后代,这话对英国来说,至今仍然是适用的。” 他预言:“由于问题从争论转到用武力对付,一个政治的新纪元开始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已经产生了。” 《常识》的出版预示美国的思想将发生巨变,在该书出版后六个月内,赞成独立和共和政体的情绪迅猛高涨。《独立宣言》关于“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论表述,即表明了美国人民思想的深刻变化。

美国革命既是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又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事实上,这两种动机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对殖民地政治史(尤其是最后几十年)的发展进程进行逻辑推导,就会发现对个人权利最完善的保护,体现在维护殖民地立法机关针对王室总督的、来之不易的特权之中;换句话说,体现在他们在当地称为他们的‘宪法’之中。” 在“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论之下,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反抗有了双重理由:其一,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其二,即使英国政府的行为是合乎宪法的,也仍然违背殖民地人民与生具有的天赋权利。在这一理论之下,长期以来被尊崇的价值观仍被保留。美国人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应该拥有和遵守的新的权利或是新的原则,而只是宣布了他们应该保持的、过去一直拥有并遵守的英国人的传统权利和原则。《独立宣言》发表后,殖民地各州在它们的公告和州宪法中都表达了类似的语言——《马萨诸塞公告》(1776年)明确表示:“主权永远属于人民的主体;它从未授予也不能授予一人或少数人,伟大的造物主从未赋予人在持续的时间上或程度上无限压迫他人之权。”新罕布什尔州宪法断言不抵抗主义是“奴性、荒谬、破坏人类的福利和幸福。”宾夕法尼亚州宪法说:“社会有不容置疑、不可剥夺和不能取消的权利以该社会认为最有助于共同福利的方式改变、改革或废除政府。”特拉华州宪法指出;“委有立法和行政权之人民是公众的受托人和仆人,应以此种身份对其行为负责;因此,一旦政府的宗旨被歪曲,公民自由明显地遭到立法机关单独地或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狼狈为奸地破坏的威胁,人民可以而且应该建立新政府或改革旧政府。”

《独立宣言》中表述的北美独立的理论依据,是作为欧洲文化理论而被广泛传播的自然法思想。当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时,这种理论在英国本土就已盛行,而“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半世纪之后,它成为导致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相分离的主要理论依据。” 追溯历史,可以看到《独立宣言》所宣示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人民有起义的权利等理论,都是在自然法思想那里受到过浸染,结合本土的具体环境而形成的一种原创性理论:

  1. 法的自然正义的概念。许多法学家在谈到自然法思想时都会联系到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的“自然正义”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正义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不依赖于人们的思想存在;而法律正义则是从自然中发现的,是对自然永恒不变性的摹仿。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的法哲学思想承袭了古希腊哲学。关于法的概念,西塞罗认为:“法律不是由人的才能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决议,而是某种凭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 他反复强调:“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以实现,便是法律。” 在法与正义的问题上,西塞罗否认和抨击了那些视一切由人民制定和通过的法律就是正义的法律的观点。他认为,“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福祉、国家的繁昌和人民的安宁而幸福的生活;那些首先通过这类法规的人曾经向人民宣布,他们可生活在荣耀和幸福之中。”“同样,如果人民通过了有害的决议,不管这些决议是什么样的,它们也不应被称为法律。因此,法律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对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分,人类法律受自然指导,惩罚邪恶者,保障和维护高尚者。” 西塞罗的法律概念在罗马人那里被赋予法律的实践,成为制定法律的准则 。近代自然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洛克,在为英国168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辩护时提出的理论,也是建筑在自然法理论之上的。他用整个《政府论》的上篇来驳斥君权神授学说,其结论扼要地见于《政府论》下篇的开端。他写道:“第一、亚当并不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的明白赐予,享有对于他的儿女的那种权威,或对于世界的统辖权。第二,即使他享有这种权力,他的继承人并无权享有这种权力。”因为“没有自然法,也没有上帝的明文法,来确定在任何场合谁是合法继承人,就无从确定继承权因而也无从确定应该由谁来掌握统治权。”因为如此,洛克的结论是:“现在世界上的统治者要想从以亚当的个人统辖权和父权为一切权力的根源的说法中得到任何好处或从中取得丝毫权威,就成为不可能了。” 洛克认为:虽然在自然法的范围内,人们处于自由的自然状态,但并不可以放任。他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罪犯在触犯自然法时,已是表明自己按照理性和公道之外的规则生活,而理性和公道的规则正是上帝为人类的相互安全所设置的人类行为的尺度,所以谁玩忽和破坏了保障人类不受损害和暴力的约束,谁就对于人类是危险的。这既是对全人类的侵犯,对自然法所规定的全人类和平和安全的侵犯,因此,人人基于他所享有的保障一般人类的权利,就有权制止或在必要时毁灭所有对他们有害的东西,就可以给予触犯自然法的人以那种能促使其悔改的不幸遭遇,从而使他并通过他的榜样使其他人不敢再犯同样的毛病。”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8页。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8页。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页。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3页。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页。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页。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8页。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6页。

[法]邦雅曼·贡斯当著,阎克文、刘满贵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8页。

[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导言·续)》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总第14期),第57页。

潘恩著,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页。

潘恩著,马清槐等译:《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0页。

[美]爱德华·S·考文著,强世功译:《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三联书店1996年,第84页。

参见[美]梅里亚姆著,朱曾汶译:《美国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9、31页。

[美]爱德华·S·考文著,强世功译:《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三联书店1996年,第IV页。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9页。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220页。

[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页。

[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页。

[英]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8页。

classicdividerclassicdividerclassicdividerclassicdivider

newyearwish

| Contact 联系 | Last Revised 07/09/2013 |
©2008-2013 NKENGLISH65, NONPROFIT WEBSITE | POWERED BY BLUEHO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