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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周伯萍周年祭

-- 《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

周轩进

和吴阶平的友谊源自周总理

去年“神9”落地那一天,爸爸的英魂升了天。今年“神十”归来后的第四天,我们亲爱的爸爸周伯萍已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东厅内静静地休息了一年了。

一年来,爸爸并不寂寞。这里有许多他生前的老同事,老战友,可以和他共论天下大事。最主要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和他几乎是无话不谈和拥有谈不尽共同话题的老朋友——著名医学泰斗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

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国家主席后首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人民最友好的“拉菲克”坦桑尼亚。那是在“文革”的非常时期,爸爸作为临时代办和使馆党委书记整整工作了四年的地方。习主席在我国当年援坦牺牲的烈士公墓前,向我国在坦桑尼亚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张敏才同志深深鞠躬的镜头,引起了我们全家的回忆。爸爸和吴阶平延续了40多年的友谊,就始于对张敏才同志的抢救。


据妈妈说,张敏才同志1967年的一天,作为坦赞铁路线路勘察队的一名技术人员,勘察途中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吃饭时,不料饭香薰扰了树上的野蜂窝。成群的非洲野蜂向考察队袭来。在仓惶逃命时,张敏才同志不慎被茅草绊倒,所有的野蜂都扑向了他。。。。。。。

为了抢救张敏才同志,爸爸立即决定向国内发出了求援电报,要求国内立刻派有关医学专家来抢救。国内很快回了电。大意是说:国内现有一专家,曾多次出国为外国首脑治病。但由于在(文革)运动中还没有完全“解脱”,办出国手续可能要些时日。并就此“征求使馆的意见”。爸爸由于过去在粮食部工作中,特别是在1959年到1962年的粮食困难时期,经常单独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对周总理的言谈和行文风格十分熟悉。立刻猜测到,这封电报是出自周总理之手,并领悟到,周总理这不仅是要抢救张敏才,而且是要借此把吴阶平教授从文革的困扰中迅速“解脱”出来。爸爸立即心照不宣地回复了一份语气十分强硬的电报,说抢救张的工作已引起坦方领导乃至总统的高度重视,已关系到两国外交大局。国内应克服一切繁文缛节,派吴教授乘接报后的第一趟航班飞坦!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到处“造反”,党政机构多已瘫痪。总理虽然还能行使权力,但已处处受到“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掣肘。而坦赞铁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项目,我驻坦使馆是仅存的几个还能正常开展工作的使馆。而且当时“内事服从外事”的共识尚存。因此爸爸他们使馆的意见还是份量很重的。有了我驻坦使馆的意见,周总理迅速排除了一切可能的干扰,以最快的速度把吴阶平派到了坦桑。
非洲的野蜂毒性极大,不要说被一群蜂蛰的遍体鳞伤,就是一只蜂也能把人蛰死。尽管吴教授尽快赶到,但张敏才毕竟中毒太深,终于抢救无效死亡,成为我国援坦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并按照总理“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指示,安葬于坦桑。成为中坦鲜血筑就的友谊的第一个象征。

当时父亲如果只是简单地向国内报告抢救无效。吴阶平同志很可能回国后陷入更大的困境。爸爸当时没有这样做,而是亲自起草了给国内的报告,特别强调了吴阶平同志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在抢救时,“充满了无产阶级感情,冒着自己中毒的危险,亲自口对口呼吸进行抢救。只是因为来晚了,且中毒太深,才未能挽救张的生命”。

不仅如此,爸爸还要求国内让吴阶平多留些时日,进行中坦医疗卫生合作学术交流。

当时,中国援坦医疗队,不怕艰苦,深入基层为坦桑老百姓治病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尼雷尔总统有意扩大中国医疗队的合作规模。但坦桑卫生部,从部长到专家顾问,多为英国医生或英国留学归来。有些怀疑中国医生的医疗和学术水平,不愿把原由英国医生掌管的各地医疗站的医疗处方权交给中国医疗队,也对尼雷尔扩大医疗队规模的意见有些消极抵制。吴阶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批在美国学成后归国的专家。在爸爸的安排下,他用熟练的英语,精确的医学术语和对中国和国际医疗卫生现状的全面了解,对包括坦方卫生部长和许多英国医生顾问在内的坦桑学术界作了学术报告。折服了包括英国医生在内的所有听众。他们纷纷表示想不到中国竟然有如此高水平的医疗专家。尼雷尔总统趁机下令将地方医疗站的处方权全部交给中国医生并向中国要求加派医疗队。中国医疗队的大规模派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坦友谊。记得当时有音乐家还专门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中国医疗队之歌”。

Wujieping

这样,吴阶平不仅没有作为一个抢救失败的医生回国,而是作为一个医术精湛,充满无产阶级感情的,在促进中坦友谊,和外交上为国立了大功的功臣载誉归国。因此,他一回国,不仅立即恢复了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的职权,而且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央医疗保健组的组长,担起了维护中央领导同志健康的重任。

事后了解到吴阶平出国前所处的困境是:他不仅被北京第二医学院的造反派剥夺了院长的职权,已经“靠边站”,而且正准备材料,要把他打成“美国特务”。原因是吴阶平在给印尼总统苏家诺治病时,随意接了一个外国朋友打给他的电话。按照当时的外事纪律,在外工作时,未经组织允许,是不准自行给外国人打电话的。但吴阶平由于是接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自己并没有主动往外打电话,因此未放在心上。却在不经意间险些被打成了“特嫌”。在这种困境下,周总理凭一己之力,确实没有把握迅速把吴阶平派出国。一旦延迟出国,张敏才已去世,则会失去这次借出国解救吴的机会。但在爸爸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配合下,和周总理打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迅速突破了当时学院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尚未来得及组成的联防线,顺利地外派和解救出了吴阶平!

从此以后,吴阶平和爸爸成了莫逆之交。

记得1970年,那个年代人们的性知识都很贫乏。我和爱人甄小英新婚不久,她体内有些不适,心生恐惧。我和爸爸说了后,爸爸说这好办,吴阶平是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请他来看看。说完就给吴打了电话。其时,吴阶平已身兼多职,特别是担任中央医疗保健组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上午接了电话,下午就赶到我家来,给我爱人简单询问诊治后,哈哈大笑说:“这是新婚夫妇常有的一种心里和生理反应,俗称蜜月病,无需治疗,过些日子会自行消失的”。

作为国际上负有盛名,国内首屈一指的泌尿科专家,多少学者想投其门下学习,都不得其门而入。但吴阶平却多次主动提出要尚在广州军医大学学习的妹妹周大捷来给他当研究生。虽因军地转换不太方便等原因,妹妹未能当上他的研究生。但只要妹妹有任何问题,都可直接登堂入室向他求教。

不仅如此,吴阶平在私生活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也会主动来向爸爸甚至妹妹讨教。记得吴阶平的原夫人去世后,吴在重找续弦时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专门来我家向爸爸倾诉和讨教。妹妹也在一旁帮腔。帮他出主意应找什么样的对象。吴阶平当选人大副委员长后,工作学术格外繁重。他的现任夫人,出于对他健康的保护,不得不对一些来访的过去的老朋友适当“挡驾”。但她从不阻拦随意登堂入室的妹妹周大捷。。。。。。。

爸爸和吴阶平的交情,起因于周总理,发展至深也因为他们都崇敬周总理,热爱周总理,处处学习周总理。爸爸毕生都把周总理当做集中华民族各种优良传统于一身的做人楷模。以致有时谈话时下意识地模仿总理伤残左臂弯曲的动作而不自知!总理在私下里和爸爸聊天时曾提到过,根据周氏家谱,爸爸和他是同出一门。在爸爸担任驻希腊大使期间,犯了“雅典事件”的错误,等待处分之际,总理竟当着方毅等许多同志的面,情不自禁地仰天长叹:“周门不幸!”

爸爸和吴阶平之所以有谈不完的共同话题,就是因为他们不仅都由衷地热爱总理,也都曾在总理身旁贴身工作过多年。知道许多有关周总理的鲜为人知的秘密。周总理一生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说给吴阶平的:“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爸爸和周总理之间也有一项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是该揭秘的时候了。

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不知从何时开始的,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所谓的“大饥荒”问题兴致越来越高。对于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或俗称的“饿死人数”,的各种推测,考证也越来越多,且各数据间差距巨大,可达数千万之巨。一些学术作风较严谨的学者都能看出,这样大的差距,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误差的允许范围。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把目光转向了真正掌握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字和数据的父亲周伯萍。

爸爸在那个时期作为中央粮食部的党组成员,身兼政研室、计划司、采购司等多个司局长职务。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总理特别看重爸爸诚实可靠,了解实情,敢讲真话,从不弄虚作假的品质。看重他高超的算盘计算,及超强的记忆能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理经常把爸爸直接招到中南海单独询问和研究问题。实际上把爸爸当成了他在粮食工作上的一个大秘书。每当粮食部有人提出异议,说爸爸不分管这方面工作时,总理就让陈国栋给爸爸加一个新的司局长头衔,继续进行上述工作。爸爸从粮食部建部起到文革前夕调到外交部期间,先后兼任过七、八个司局的司局长,有时同时兼任几个司局长,始终拥有一张自由进出中南海的通行证。这是许多其他副部长都没有的。这足见总理对爸爸的器重。妈妈悄悄说,也因此引起一些副部长们的嫉妒。但爸爸一心为国为民,从不考虑各种人事关系和自己升职的问题。

当时粮食部最重要的司局就是政策研究室和计划统计司,一个出政策,一个管实施。都由爸爸兼任。计划司负责统计调配各地需粮和缺粮数,负责往各地调配粮食的工作。这在当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也由爸爸兼任,并直接听命于总理的指挥。

当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工作,就是各地的“缺粮人口”。这是计划调拨粮食的依据。各省的数据都归口到省粮食局长,(有些省有统计局长协助)直接汇报给省委第一书记。因此掌握全省数据的,各省都只有2、3个人。各省的数据又全部归口到爸爸处(有时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参与),由爸爸直接向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周总理汇报,其他副部长等都不得过问。当时统计的“全国缺粮人口”,总体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少报则意味着少得粮食,饿死自己更多的人。多报就意味着用欺骗手段,从别人口里夺食,致别人于死地。一经查出,后果很严重。

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

毛主席很快批准了总理分批大量进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麦粉,和适量出口国际价格较高的大米的意见。具体数量由总理定。爸爸根据总理的指示,和铁道部长一起,守在港口,根据各地缺粮情况的轻重缓急,将几十亿斤救命的进口粮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灾区。共和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人口危机,终于化解。虽然损失惨重,至今令人十分痛心。但从中华民族整体来看,在人口资源上终未伤及民族复兴的根本,并很快恢复元气。虽后又经文革人口损失,到改革开放后,却又出现了不得不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此是后话。

关于爸爸和总理最后统计出的数据,爸爸始终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绝不透露。总理去世后,我问到爸爸时,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单独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时,爸爸似是无意地说:“我当时按照总理的要求,最后统计出来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是1700多万,一个是2000多万。”我问爸爸,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的误差会有3、4百万这么大?爸爸说,“这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引起的。”当我再想多问时,爸爸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仅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警告我说,今天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去讲!此后,任何人再问起这个问题,爸爸的回答总是那句,“记不清了”。

我选择在爸爸周年之际公布这恪守了半个世纪的数据。首先是因为爸爸已经用他的一生恪守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承诺。此时公布,无损爸爸守承诺、讲信誉的人格。更重要的是现在各种数据漫天飞,公布出这两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据,可供严肃的学者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依据。有利于还历史一个真实。

需要指出的是:

一、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其中一个数据应该更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比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参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更不要说一些,从未与爸爸谋面,却假冒爸爸谈话的学者们了!当然“缺粮人口”之差和“非正常减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乃至“饿死人数”之间虽然不能划等号,但确实是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这正是需要学者们去研究的。

二、爸爸和总理计算出来并保密至今的是两个数据,而非一个数据。如果有人宣称什么爸爸向他公布过一个什么数据,一定是假的。这两个数据不同,相信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吃奶的新生儿口粮是否计算,如何计算,与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等等既有关系,又有区别。

三、有些所谓“学者”,把爸爸和总理之间的保密约定,说成“刻意隐瞒共产党饿死人的罪过”,至少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须知当时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更何况当时美蒋对是否要借机“反攻大陆”正在犹豫不决之间!爸爸之所以在同级党组成员,副部长、甚至一些上级的探寻面前,死死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缄口不语,即使因此得罪人,影响自己的仕途也在所不惜。这绝不仅仅是出于对总理个人的愚忠,而是以总理为榜样,为挽救和保护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为党、为国、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忍辱负重。总理之所以决定采取出口少量大米,以及不让茅台酒厂关门等等以及销毁一切档案数据等严格保密措施,重要考虑之一是为了迷惑国外资本家粮商,稳定国际粮价,以确保我有限的外汇能换回上千万人民的生命!即使在那计划经济年代,总理都能对国外市场洞若观火,并以熟练的市场手段从容应对,对国外资本战而胜之,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天才伟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总能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用深邃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超前的手段来处理眼下的事务和危机。遗憾的是,时至中国市场经济已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学者专家,还不能理解总理当年市场手段之高明和重要性,不能领略其精髓于一二。反而把总理决定出口少量大米以及不让茅台酒厂停产等等市场斗争手法,极端错误地解释成“不顾人民死活”。政治家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可分三类。劣等政治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为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不怕历史留恶名。平庸政治家,过多顾忌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而是为自己留好名声而作为,怕留不好名声而不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全心全意为国为民,只要他认定是于国于民长远有利的,即使历史暂留恶名也在所不惜。总理就是这一类最伟大的政治家。只要他认准是于国于民有利长远的,即使给人抓去一些“恶名把柄”也在所不惜。对于粮食问题是如此。在“文革”中不得不委曲求全,做一些违心的事,也是如此。他不做些违心的事,就不可能有权力,有机会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我党中间骨干保存下来,没有他们,中华民族也就会失去开创改革开放大好机遇!这种为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终究成为伟大政治家和平庸政治家的分水岭。周恩来总理,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500年、甚至上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政治实践家。有了周恩来,中华民族幸甚。中国共产党幸甚。爸爸的一生,能有机会在这位天才伟人的亲自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工作,幸甚!

在爸爸周年之际,我替爸爸把他和老朋友吴阶平之间可能涉及周恩来总理的话题公之于众。应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尾声

爸爸一生中十分钦佩,并有幸在其直接指导下工作过的伟人,还有陈云同志。爸爸曾指着《陈云文选》中的一段话:“我有几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可以真正过心的朋友(大意)”。对我自豪地说过,“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详见《白金婚风雨情》正文)

陈云同志临终前,曾向爸爸转达过带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三点意见”。我相信,这个重要的“三点意见”一定向许多重要中央领导同志表达过。特意告诉爸爸,只是“立此存照”的意思。因此,我没有义务和权力来替爸爸发表这个意见。说出此事,我也是“立此存照”。在党和人民认为时机成熟时,作为一个间接佐证。其中的“高饶”事件,在多年前的一次谈心中,爸爸曾深深感受到陈云同志的难过心情。将来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补充。

塞万提斯曾经说过:“父亲的德行是儿子最好的遗产”。我之所以在爸爸去世一周年之际,写下这些。就是想把爸爸过去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做一小结。之所以仍把周年祭文列入《白金婚风雨情》系列,是因为唯有此,才能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我的祭文。不至于让祭文被人断章取义。因为短短的一篇祭文,对事件和爸爸感受的描述,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此外,此文也可作为《白金婚风雨情》的一个补充,有助于全面了解爸爸的一生。

最后,我把今天献上爸爸灵堂的祭语,作为全篇的结束语:

“亲爱的爸爸,您们老一代共产党人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功地托梦给了最可靠的接班人习近平。他正勇敢地领导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执着地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努力奋斗!您老人家可以安息了。

次子  轩进 于2013-6-29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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