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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 (二)

周轩进(1970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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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周轩进甄小英周谦孙媳重孙女周安捷四世同堂

( 二)

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问题解决的好坏,始终关系到共产党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粮食部,是中央决策的最重要的核心参谋部之一,也是党内各种矛盾交汇的一个风口浪尖。爸爸从华东粮食局长的位置,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粮食部担任首任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兼党委书记。在党组书记两度空缺的情况下,担起重担,完成了粮食部的组建和一系列工作。 直到文革前被中央通过任命为粮食部副部长、后调任外交部之前,始终处在这一中央重要决策机构的风口浪尖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由于爸爸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因此遇到的政治风险更大。但爸爸妈妈始终不谋任何私利,一次又一次幸运地得到“贵人”相助,才得以逢凶化吉。使他和妈妈及我们这个家庭得以幸免于难。

在党内批判“高饶反党集团时”,因为爸爸是新四军和华东局出来的,提拔又快,而饶漱石曾担任过新四军政委和华东局书记,爸爸险些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分子。幸得新来的党组书记陈国栋证明爸爸是曾山同志提名破格提拔上来的,与饶漱石并无任何私人来往,才得以过关。但从原应有的7级工资,下调到10级。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视察徐水县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诸如 《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等脱离实际的社论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极左口号。掀起了大力发展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高潮。可是爸爸随后到徐水的“早稻卫星田”实地考察时,却发现这块田的早稻已开始枯死。一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些水稻是几天前从周围十里的稻田里挖过来给中央领导和来参观者看高产样子的!爸爸回来后,在粮食部党组会上如实地汇报了看到的真实情况。正在大家为真实情况而嘘唏时,不料一位副部长突然大着嗓门跳了起来,声色俱厉地指责爸爸是和毛主席亲自肯定的徐水经验唱反调,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要求立即对爸爸进行处理。爸爸和妈妈立即面临灭顶之灾。(彭德怀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夫人不得已而与之离了婚)。幸而李先念副总理听到情况后,当机立断,立即将这位副部长调到陕西省当副省长,并且命令他第二天必须赴任,一天也不准耽搁。以后,此人因工作有成绩,升任到邻省当了省长。李先念副总理当时是中央财委主任,他需要爸爸这样了解基层情况,又敢于讲真话的干部来协助他制定政策,遂以这样高超的政治铁腕,保护了爸爸,维护了当时党中央这一关于粮食问题的重要决策参谋机构的正常运转。爸爸妈妈也因此躲过一劫,与李先念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文革”中,一夜之间,满城都是“打倒李先念”的大标语。我坚信李先念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组织了一些人刷大标语,对这股逆流进行了坚决反击。 后来李先念作为国家主席出访巴基斯坦时,我恰在巴基斯坦当记者。李主席在紧张的国事访问中,告诉外交部礼宾司长我是“当年的粮食部副部长周伯萍的儿子”,专门召我去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并要我问候爸爸。

对爸爸妈妈更大的考验还在“大跃进”之后三年的“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最难忘的是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进行的一次“冒死进谏”。还记得当年有一天半夜,父亲去中南海前对妈妈和闻声爬起来的我说:“毛主席对我们说:共产党人要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爸爸以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语气向我们告别,嘱咐我好好听妈妈的话。我作为一个孩子,听到“离婚”,“杀头”这样的字眼。感到气氛有些浓重,怯生生地问:“爸爸,你不害怕吗?”爸爸大声回答我,其实也是说给妈妈听:“在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安危的大问题上,封建士大夫,尚能以死相谏,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连封建士大夫都不如!”

当时,缺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因缺粮饿病而死。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钢铁年代》首次在银幕上真实地披露了当时中国严重缺粮的情况。但是当时谁要敢于据实禀报,就会被诬陷为“反对三面红旗”,轻则罢官,重则打入“反革命”死牢。当时真正掌握各省报表中意外减少的各省配粮人口总数的(从中可知非正常死亡人数),每省只有两人,即省粮食厅长和省委第一书记。这些数据又直接汇总到兼任粮食部计划调配司司长的父亲手中。敢不敢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如实汇报病饿而死的人数?敢不敢要求党中央,暂停一下“自力更生”解决粮食的方针政策,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这是一个比当年揭露徐水县水稻卫星田造假要严重得多的大问题。弄得不好,会落得家破人亡,粉身碎骨的下场。恐怕到时候连李先念和周总理都保不了自己。

那夜,爸爸在向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汇报后,又和李先念同志等一起去周总理处商讨对策。而他们开完会后,周总理又单独将父亲留下来,一起反复核算纠正误差,因此最后的统计数字则只有周总理和父亲知道了。父亲统计完数字后,请求周总理允许他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冒死上书”,要求立即批准进口粮食。他痛苦地向总理陈诉:我们手中的粮食几乎调拨殆尽,连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也一用再用,难以为继了。事态已经严重到再迟进口一天粮食,都要多饿死多少万人那!周总理神态肃穆地对父亲说,“你相信我吗?如果相信,事情交给我来办”。据说父亲走后,周总理找毛主席彻夜长谈。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决定。理由是国际市场大米贵,小麦便宜。当然数量由总理定。

由于父亲如实报告了“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对李先念,陈云,周总理等早就想进口粮食的中央领导同志,提供了有力的配合。他们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使党中央及时统一了思想,迅速调整了粮食政策。成千上万吨加拿大的小麦和面粉等粮食立即进口,又按照父亲提供的各地缺粮数字资料,依轻重缓急,协调好火车车皮,直接从港口转运到各灾区,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百姓得救了!信佛的奶奶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时粮食的及时大量进口,救活的可不只是一命,也不止只是百条命,千条命,和万条命啊!

爸爸退休后,每逢重大生日,我总爱回忆这段往事,用奶奶的这段话来赞颂爸爸的功绩。但爸爸却不以为然,从不愿意人们谈起这段往事。在他看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饿死了那么多人,是共产党的奇耻大辱。毫无个人的功绩可言。而且纠正错误的过程又是那样的艰辛和危险,充满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回忆。

妈妈在爸爸屡经政治风险,几度可能毁灭家庭的政治高压和家庭缺粮等重重不堪忍受的困境下,甚至一度面临崩溃。那时哥哥姐姐在外上学,常不在家。妹妹们又小。只有我在身边,不时地乱插嘴,不知天高地厚地给爸爸出主意,常常因为 “谏言”不当和淘气,遭到爸爸的痛揍。爸爸老了以后还为此向我道歉,说那时候打我,是因为他工作压力大,心情烦躁,把我当成了出气筒。请我不要记恨他。他老人家那里知道,那时我虽小,已经能够理解爸爸当时打我的原因。而且奶奶为了爸爸成材,从小痛揍爸爸的故事我耳熟能详。爸爸从未因小时挨揍“记恨”过奶奶。反而像《红楼梦》里的贾政对贾母一样,对奶奶毕恭毕敬,孝顺有加。因此,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怨恨”。以后更因能以自己弱小的身躯,为爸爸妈妈分担一点当时巨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使他们能为纠正党内错误,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后来,记得爸爸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国乱思良相,家贫思贤妻”。在国家经济的时刻,毛主席重新启用了陈云同志主持全国经济工作。1961年,史称“七千人大会”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爸爸和何畏、陈国栋、姚依林等四人,奉陈云同志的秘密派遣,分成两组,下去调查到了一些地方缺粮和农民为自救,自留地里的收成远好过大田作物等真实情况。陈云同志为避免可能伤及其他同志。告诉爸爸他们,这些情况,除向他本人汇报外,不得有任何外传,包括不能向粮食部党组会议汇报。北戴河中央会议前,陈云同志将爸爸他们调查的情况,单独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批评指责了陈云同志 “右倾”,“离右派只差半步”。据爸爸后来向我解释说,这个“半步”,就是因为他们严格遵守了陈云同志规定的纪律。使得陈云同志所说的情况,除向毛主席本人汇报外,没有做任何扩散。毛主席才没有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将陈云同志和邓子恢同志一样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也才又避免了一次被打成什么集团分子之类的劫难。后来,《陈云文选》出版时,爸爸曾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我(陈云)有三、四个可以无话不谈,正真交心的朋友”,自豪地对我们说:“我就是这三、四个人中的一个!”

最不能忘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家庭生活。尽管爸爸兼任着中央粮食部计划调配司司长,掌握着全国粮食的计划调拨权,但妈妈却饿得两腿浮肿!当时国家虽然给爸爸这样的高干配有一定的黄豆之类的补助品。但母亲深知父亲的工作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安危,决不能让他倒下,他倒下了,可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要倒下。因此第一重点要保父亲。作为母亲,她担心营养不良影响孩子们一辈子,第二重点要保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孩子。有时还要让出一点营养品给更困难的一般干部。剩下的营养不良就只能由母亲悄悄地咬牙扛着,以至严重浮肿了才被大家发现。每每想起母亲当年的浮肿,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多么伟大的妻子,多么伟大的母亲,多么伟大的中国妇女,多么伟大的共产党人呐!

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结交国际友人。他们有时会问起:“在别的国家,因政府失误死了几百人,几千人,政府就要下台。可是60年代初,中国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起来造反,甚至连怨言都很少听说?共产党是用什么办法控制住局面的?”我给他们讲了毛主席不吃肉,周总理节食和我的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妈妈的故事,他们皆默然了。

爸爸妈妈,一生淡泊名利。1964年中央已经通过爸爸的副部长任命,未及上任,即被陈老总要到外交部,准备外派当大使。又赶上“文革”。组织上说,此时此刻,无法派大使。只能去当临时代办,是党委书记,实际的一把手。问爸爸去不去。爸爸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当时外交部的干部中盛传:“外交部外派了一个副部级参赞(正常情况下,当时参赞多是副司级,少数为正司级)”。爸爸对此毫不介意。结果,几乎所有老干部都在国内遭受了各种磨难,陈国栋甚至被造反派装进麻袋殴打------,爸爸却在外交战线上,为中华民族扬威海外做出了重要贡献。爸爸从开始指导坦赞铁路勘探设计,到随方毅同志参加坦赞铁路建设谈判,后自己也受命直接担任坦赞铁路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几乎经历了坦赞铁路的建设全过程。坦赞铁路也是新中国的铁路技术第一次在海外扬眉吐气!

爸爸妈妈的无私无畏,淡薄名利,除了使他们自己在国外躲过了“文革”的摧残外,也使我们子女直接受惠。我当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给中央文革的康生贴大字报。“反中央文革”,这在当年也是死罪。但因中央有政策,在国外工作人员的家属子女一般不要动。助我躲过了一劫。

爸爸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首任大使时,又曾意外地遭受了一次几乎灭顶的灾难,即“雅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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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首任大使周伯萍和夫人朱向明在希腊爱琴海边留影

1973年5月,爸爸刚刚递交完国书,上任才一个月,还没有来得及熟悉使馆和驻在国的情况,就被负责礼宾工作的使馆办公室和翻译的一系列错误,阴差阳错地领进了即将结束国庆招待会的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将以色列大使误作科威特大使,匆匆握手祝贺国庆。当时中国还没有和以色列建交。这一握手,被西方记者大肆渲染,在全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四人帮”正千方百计地寻找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外交工作的差错,以求夺取和控制外交大权。因此爸爸被紧急召回后见到唯一在家的妹妹周大捷时,第一句话就是:“我闯了个破天大祸,很可能杀头坐牢”。爸爸在向中央写的检查中,简单交代了一下事情经过和自己采取的几点补救措施外,承担了全部责任。没有丝毫责怪使馆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字句。我回到家后,问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时,爸爸对我说,“ 我是‘特命全权’大使,‘特命全权’就意味着要承担全部责任。既然已经铸成大错,自己作为大使无论如何是脱不了干系的,杀头坐牢,均由自己一人承担,没必要让更多的同志受到牵连”。在“四人帮”步步紧逼,企图篡夺外交大权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如果直接保护爸爸,爸爸反将遭受大劫,总理对此事的处理体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事件报回国后,总理立刻表示:“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从严查处。”总理办公室又以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称“雅典事件”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总理发出通报后不禁当着许多同志的面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啊!”我驻希腊使馆接通报后,也向外交部写了检查,说明了爸爸被误导的具体经过,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因父亲参加外交工作后从未在外交部工作,当时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就误以为爸爸“不是总理的人”,故未将此案视为攻击总理的机会,以较客观的态度将两份检查报告同时摆在了主席案头。毛主席大笔一挥,将外交部原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的字句全部划掉,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爸爸对所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终于使爸爸转危为安,度过一大劫数。紧接着来访的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也主动承担了希腊方面错误地将各使馆车队不加区别地引向以色列使馆的责任,坚持要求爸爸参加他来访的接待工作,并盼爸爸能返回希腊工作。使本来已铁定被撤销大使职务的爸爸,返回了希腊大使的岗位上。逃过了一生中又一次大劫难!当时使馆的同志已决定将那个犯有主要错误的翻译同志调回国内。被爸爸坚决阻止,说,“现在让他回去,他一辈子就完了,等过个一年半载的,事情冷却下来后再回去好好总结经验,还能继续为国家工作。”爸爸在战争中及和平时期都是这样,即使在自己遇到杀头之险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自己周围的同志。结果,“雅典事件”错误后,爸爸在外交部里的威信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后来爸爸又在阿尔及利亚,扎伊尔等国担任大使,妈妈作为大使夫人一直陪伴工作在爸爸身旁成为爸爸的好助手。她从不摆“夫人”架子,她说,“大使夫人的头衔只是为了对外工作方便,对内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志”。为了改善使馆同志的生活,她经常亲自下厨房。同志们有了思想问题,她总是耐心地开导。每次回国休假,她都为暂时不能回国的同志带回捎给家里的东西和书信,一家一家地走访------。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曾决定调爸爸去上海担任常务副市长。却因爸爸病倒在国外使馆,一时无法回国而未能成行。爸爸回国后,因中央调爸爸到上海任职一事,已时过境迁。组织上对爸爸下一步工作的安排,主动征求爸爸意见:“一是到外经贸部去当常务副部长,一是到新组建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给陈慕华主任当副手,主持日常工作。”爸爸没有选择令许多人羡慕的外经贸部领导岗位,而选择了对全国经济发展更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人口控制工作。记得当时国家计生委刚刚组建,又是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统计资料混乱缺失,人手缺少。我当时在光明日报担任编辑记者。还时常利用我的职业优势,帮助爸爸整理、分析各种人口资料数据,勾画出了解放后人口变化发展的曲线------。爸爸以求实的态度,务求各项数据真实可靠。日夜辛劳,终于为中央人口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腾飞,从另一个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后来,爸爸还根据人口变化发展的趋势,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过适当放松人口控制的建议。可惜,这种可以及时延长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的建议,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采纳。

在此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爸爸对此事的处理,再次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忠诚的高度一致性。像许多中央机关一样,当时单位里有些年轻人写好了大幅标语,准备上街声援绝食的学生。爸爸再三劝说阻止,但他们就是听不进去,说游行示威是他们的公民权利,谁也无权剥夺。爸爸无奈之下只好说,本来就要派你们出国进修,如果你们坚持你们的权利,我也将行使我的权利,就是不批准你们出国!------最后,这几个年轻人终于放弃了游行。爸爸主管的单位,成为当时少有的没有干部上街游行的国家机关之一。事后,机关办公厅主任执意要向中央写报告为父亲请功。被爸爸愤怒地予以制止。爸爸说:“我制止他们上街是因为他们政治上幼稚,是为了保护他们。你们这样做,将这几个年轻人置于何地?”后来在讨论是否批准这几个年轻人出国的会议上,许多人认为他们虽未上街游行,但已经写了标语,已犯错误,不能出国。但爸爸力排众议,说,他们放弃了游行,就是听了党的话,为什么不批准?并亲自担保他们出了国(当时如果有人出国不归,担保的单位领导,是要受到降职降级处分的)。以后他们学成归来,为党和国家做出了新贡献。

请看《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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