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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热烈庆祝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

张元龙先生在纪念西南联大80周年暨西南联大精神研讨会上的讲话

张元龙 November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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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张元龙先生

非常荣幸受邀出席今天的纪念大会。联大校友是艰苦卓绝联大岁月的亲历者,是刚毅坚卓联大精神的践行者,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伯苓先生的亲属,向各位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美国,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在中国,虽然不敢说先有西南联大,后有新中国,但是西南联大对新中国发展、成长的贡献,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

1935年,北京局势日益危急,清华大学首先秘密在长沙建校。1937年,七七事变,7月29日,南开被炸。庐山会议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未返京津,密商迁校事宜。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授函三校在长沙筹建长沙临时大学。其后,战争形势日趋恶化,临时大学师生继续南迁昆明,其中十一名教授带着四百余名学生一路步行走到昆明。1938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学校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就在那个民族危机之际,三校师生肩负着民族的期望,在极其艰苦悲壮的条件下,建立起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学。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西南联大后,在有着“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的情况下,为何能够“八年之久,合作无间”?首先在于三校师生有着“通家之好”的历史渊缘。这是三校合作的基础。以与南开的密切关系为例,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敬业中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是伯苓先生的学生。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黻、李继侗、萧遽(遽,音“巨”)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

除此之外,三校对于办学救亡这一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使之能够置各校局部利益于度外,并且能够与抗战相始终。正如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记述的:“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

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作为联大常委,具有极宽博的胸怀与超拔的气概,有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器识与远见,尤其梅贻琦常年坚守在领导第一线,带领三校师生创造了共同拥有的教育生存空间,熔铸了共同体认的大学精神,树立了这座人杰地灵的永恒地标。

西南联大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的联合,更是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合,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责任的联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绝徼移栽桢干质”,“尽笳吹,弦诵在山城”。这是联大师生书写的教育奇迹。

在这种特色融合的情境中,三校的宝贵校风得以弘扬。“学术自由”、“作风民主”是联大的办学灵魂,教师尽情发挥各自的学术专长,真正达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境界。正如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句话,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引用,联大为后世留下的思想财富极为宝贵。

有一年联大校庆,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当时,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添上了“下联”:自然、自由、自在。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二位先生对三校精神传神的描述中可见融合后的联大精神,即如云、海、山的家国情怀和是真、善、美的人文情怀。

去年10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校园文化时,脱稿讲到大学的校训,充分肯定了四所学校的校训:北大、清华、南开和武汉大学。这些校训都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其中北大、清华、南开的校训与“刚毅坚卓”的联大校训一脉相承。“刚毅”一词来自《礼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今天,我们再次缅怀西南联大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弘扬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对当前中国高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更富有现实意义。大学的使命,除了传播知识、启迪民智,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华民族培养出,能够为之求生存、求发展,并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栋梁之材。

我认为,这正是被西南联大继承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屡遭外辱,并几经异族入主,结果是可以亡国、从未灭种,总能在磨难中生存、在烈火中重生、在毁灭中崛起。百年来,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建国到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一定有一种精神在支撑,一种力量在推动,我认为,这全赖中华民族这种“士”的精神。

西南联大是一所中外历史绝无仅有的大学。这是因为,在西南联大,理、工、文各学科融合,已经达到了现在追求的“通识教育”的目的;国资、外资、民资联合办学,达到了现在追求的混合所有制的形式。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的性格,以修身、明志、笃行为准绳,以如云、如海、如山为特征,以自然、自由、自在为内涵,各种学识、思想、性格、志向在压力下融合,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新的特质。从而造就了一代大师,获得了垂世的学术成绩,培养了进步思想,保护了文化根脉,积累了复兴的力量。这样一所对民族、国家,甚至世界有如此重要影响的大学,那个时候必定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因此,西南联大的历史足迹,是足以借鉴和必须借鉴的、一条通往世界一流大学的途径,是让我们思考“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重要依据。

也许这就是我们纪念西南联大这所只存在了8年、回到我们视线不过20年,却有着80年历史的学校的重要意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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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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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的教授夫人们

【附1】

共赴国难 西南联大:艰难中的辉煌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故事开始的地方叫做洞庭湖,时间是1938年早春。

  那年的2月19日,一群身着黄色军装、打着绑腿的年轻人,出现在了洞庭湖。早春时节,洞庭湖的风,已有些许暖意,不过,这些年轻脸庞上并没有春风拂面的喜悦,即使出发之前,他们的团长——一个由张治中将军派遣来的中将黄师岳,说这次“行军”的重大意义,可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和郑和下西洋相比。

  相反,从长沙出发、目的地为昆明的这个黄昏,更多的是被历史裹挟的某种沉重意味。

  仅仅在大约半年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来自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他们,奉命千里南下,来到长沙,于11月1日,组建长沙第一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

  现在,身处异乡的他们,将兵分三路,从异乡奔赴异乡。其中一路、也是最危险的这一路,就是从洞庭湖出发的湘黔滇旅行团,直下益阳,沿着湘黔公路,进行一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这一年的春天,整个中国也开始了一场大迁徙。因躲避战火而汇成的人流,一股又一股涌向西南。

  清华教授闻一多是三校迁徙中的一员。从湘江之岸到滇黔的盘肠大山,一路上,他画了很多素描,来纪念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闻一多的素描应该在1938年4月28日停止:湘黔滇旅行团的297名成员,在经过68天的跋涉之后,顺利到达昆明。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之后,把花名册交给前来迎接的第一临大常委梅贻琦,说,“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交给你了。”

  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硝烟中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5月17日,在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他向世界指出中国人的抗战是持久的,而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偏居一隅的昆明并没有躲避得了当时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自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了1945、1946年,昆明的物价在西南后方城市中是仅次于居于首位的贵阳。由于昆明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又加上巨量外来人口的压力,米价始终居于高位。昆明市所谓公米是有价无市的。

  据报载,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授薪金则为原薪金的10.6倍。联大教职员多次向重庆当局呈请按市价发给米贴,按当地物价上涨指数调整薪金,均遭拒绝。

  教师们生活的窘迫,可以从闻一多教授1944年公开挂牌治印后写的信中窥见一斑:“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

  不过,闻一多早年曾经赴美留学专攻西洋美术,方能刻章治印卖钱,而这条道路对于一般人还是行不通的。

  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授只好把从原校仓促离开时舍不得丢掉的书籍廉价出售。吴晗教授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出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可是,书总有卖完的一天,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家瑞的自嘲:现在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迫于生计,连梅贻琦夫人也不得不与另外几位教授夫人一起,合做一种叫做“定胜糕”的米糕,由梅夫人挎着篮子,步行四十多分钟提到老字号“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远,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梅夫人的脚还因磨破而感染,小腿全肿了起来。有朋友路经昆明来看望时,吃晚饭,梅夫人总要亲自捧上一盘“定胜糕”,说“请再尝尝定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起起立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

  住房也是一大困难。1938年,结束剑桥大学进修的华罗庚,来到西南联大任职,可是一家人无处可去,恰好闻一多要移居昆明西郊,便邀请华罗庚一家同住。闻一多一家八口,华罗庚一家六口,两家人用一床布帘子隔开。虽然两家有儿女住校不回家,可仍然拥挤不堪。华罗庚写下四句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生活:“挂布分居共客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无奈之下,华罗庚只好出去租了个农民的牛圈楼。牛住下面,一家人住上面。臭气熏人不说,牛痒时便在柱子上蹭来蹭去,整个楼便晃动起来,一家人便觉得如地震一般。华罗庚自嘲:“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从高楼到茅草房

  就像教授需要住房一样,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拥有最基本的物质存在——校舍。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恰好到了昆明,梅贻琦决定请他们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梁思成夫妇欣然同意。不出一个月,夫妇俩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可是,这个设计方案被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因为根本拿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经费。此后两个月内,梁思成夫妇的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改成矮楼,瓦顶成了草屋。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最后一稿交出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们,校舍委员会研究决定:除了图书馆和两座食堂,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

  梁思成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梅贻琦把梁思成扔在桌子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望着他,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梁思成的心软了。清华大学是他的母校,梅贻琦是他的师长,可是现在的联大和昔日的清华园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最终,除了图书馆、两座食堂和部分教师办公室是砖木结构之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在施工过程中,白铁皮也买不齐全,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做顶。1939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这些房屋被称为西南联大新校舍。

  这座建在120亩荒坟地上的新校舍,泥土松软,下雨时到处烂泥。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一双鞋子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也自有一番乐趣。

  到了1944年4月,学校常委会讨论通过,将办公室屋顶的白铁皮400余张,转让给重庆建中实业公司,得款200余万元,除去购买茅草屋做屋顶的费用,余下的正好弥补学校预算的赤字。

  此后,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一旦下起大雨,铁皮屋顶上会有叮叮咚咚的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声。对此,曾有一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现在停课赏雨。”

  炮声中的恢宏岁月

  雨天可以“停课赏雨”,可是仪器设备的缺乏和简陋,让许多理工科的教学和实验无法进行,开展科研很困难。

  联大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一方面校方集中资源,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以至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一方面自己动手制造设备。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把三棱镜放在简易书架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可试做“拉曼效应”的研究;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将学校附近的碉堡改建成气象台,供学生实习观察;航空系的教师把一间旧土房改造成风动机实验室,做实验时经常把墙上的土震下来……

  这样一来,联大理工各系几乎都能开出一些实验课程。一般来说,在战时的大学中,能具备理工科的教学设备条件的也是不多的。

  除了教学上遇到的困难,联大师生面对的还有日机不时而至的轰炸。1940年代初期,昆明经常遭受空袭。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大,校院全毁。然而,吴宓教授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中“柏拉图”一课的讲授,就在轰炸第三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大轰炸过后,教授们不得不迁到远郊居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是在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写出了《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著作,他的大女儿也诞生于此;优生学家潘光旦则在村舍里写出了《优生原理》,编译出版了《性心理学》,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华罗庚则在昆明郊区的几度寒暑中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对垒素数论》的中文稿,在1941年教育部学术评奖中,此著作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其实,从1941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举办了五次学术评奖,内容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八大类,参评成果数千项,不过各个学科一等奖总共十五项,这其中,西南联大一所学校就占了七项,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开创性贡献。

  教授们恪尽职守,学生们亦“救国不忘读书”。由于经费困难,图书购置不多,每次阅览室开放前,门口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排起了“长龙”,以便抢先进去借一本书或者占个座位。可是粥少僧多,排不到座位的同学便到附近的茶馆温课读书,不少人的论文和作品都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林语堂1940年代初出国路过昆明作演讲时惊叹地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正是这样,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短短八年时间里,联大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加上投笔从戎以及各种原因中途辍学者,进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共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化学家唐敖庆,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王仁,著名数学家严志达,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可谓群星灿烂,人才济济。

  另一种“难”

  联大之难,并非只有一校存与废、兴与衰的个体存在意义,抗战之初,当时国民政府本想组成西南、西北和东南三所联合大学,其目的是为拯救沦陷区高校,更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南联大苦苦支撑三年之后,东南联大已经胎死腹中,西北联大亦是先合后分。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后来为西南联大追加预算数十万元,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阴霾才逐渐散去,步入稳定发展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可随着预算一起增加的还有国民政府的“掌控力度”,如先后实施审查教师资质、增设训导长管束学生、备案批复毕业生资格等项“紧缩”举措。像西南联大这种追求“自如,自由,自在”的高校明显不适应。

  比“掌控力度”更甚的是“思想和组织上的‘统制’”。一大标志便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开始进驻学校,并硬性要求西南联大各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联大之难,亦有内部“联”之难。众所周知,蒙自分校时期,北大师生即有“独立”吁求;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谕令联大迁移入川,在走留之间的争执中再度响起“分校”之声,可知联大体制最初并不牢固。

  可是联大终能“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将其中一大原因总结为“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始于艰难,终于光荣。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西南联大宣告它的历史使命完成。

  7月11日,最后一批离开昆明的清华学生去向闻一多辞行。当时,闻一多先生由于家眷众多,还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路费,暂缓北行。

  4天之后,发表完“我们准备像李先生(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演讲的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暗杀,倒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家门前。

  这仿佛是一个悲怆的注解。八年之前,他为“国破山河在”中的西南联大画下了最后一幅素描;八年之后,在清华离开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这个国家,这所经历了烽火洗礼的大学,又会有怎样的未来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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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群星闪耀 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 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正的传奇

2017年11月1日,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成立80周年纪念日。长沙临大是西南联大的前身,80年前长沙临大开课的日子,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昨天(11月1日),西南联合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西南联大校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领导、师生代表参加纪念大会。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真正的传奇,国难当头之时,云南边陲之地,八年时间,凝聚并培育了一大批精英,翻看联大师生名录,陈寅恪、钱穆、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费孝通⋯⋯群星璀璨,令人目不暇接,心神向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陷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学校不是军事机关,却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南开遭到空袭又被日军纵火焚烧,清华和北大校园被日军占领,为延续高等教育命脉,京津高校自1937年夏季,被迫大规模西迁,其中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磋商后决定,联合西迁组成临时大学。三校师生于1937年11月迁往长沙,不料12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千钧一发只得再迁往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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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师生历时68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受到当地热烈欢迎

“我的表,你戴着”

1938年4月,三校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段传奇就此开始。今天人们提起西南联大,无不赞叹三校学者亲密合作、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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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

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源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梅贻琦曾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又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北大校长、曾自嘲为“北大功狗”的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机构,简而化之,一为常务委员会,一为教授会。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同时,西南联大行政上设教务、总务、训导3处,3位处长以及理、文、法、工、师范学院五位院长均列席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以上职位,除训导长由政府委派外,其他均由三校教授担任。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一度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了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麟恰好有事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学院去,北大教授于是纷纷向他“告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论,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第二所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不争名位,同时他们又都在重庆兼有其他工作,因此,主持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宜,更多地落在了梅贻琦肩上。

暴雨与轰炸打断课堂

联大师生生活之艰难贫困是难以想象的,大多数学生家在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只能靠政府发放贷金,而当时中国物价飞涨,不仅学生的贷金不足以糊口,教授们的工资也无法养活家人。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学生戏称之为“八宝饭”:“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教授也跟学生一样吃不饱饭,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教授出力、浇水、施肥,菜丰收了,吃起来格外香。“刚毅坚卓”的校训,在联大师生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顶即漏水,住在上铺的同学把脸盆、水桶、饭盒都拿来接水。教室的条件稍好一些,用铁皮作屋顶,但暴雨打在屋顶上声如急鼓,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来以完美掌控讲课时间闻名,每堂课他讲完计划内容后,说一声“下课”,铃声立刻打响,万无一失,令人称奇,可是昆明的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一次,他正讲到得意处,忽然一阵急雨,声音大得使他无法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停课赏雨”!同学大笑,陈岱孙一脸无可奈何。

更多时候,教师的课不是被大雨打断,而是被敌机轰炸打断,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有一次上课时想不起来上节课讲到哪里,就问一个笔记记得最详细的女生:“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1939至1940年间,空袭警报两三天一次,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当时飞虎队尚未来华,昆明上空毫无防范力量,日军又以西南联大为主要攻击目标,警报一响,师生就要立即放下书本跑到山沟里掩护,俗称“跑警报”。“跑警报”本是生死关头,却被师生解读的十分浪漫,当年的联大学生汪曾祺写到:“‘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惟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国文系教授刘文典说:“教授跑警报是为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保留下一代希望。”刘恃才傲物,一向瞧不起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有一次跑警报,他回头发现沈从文也在跑,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你替谁跑?”

教授们不仅学术造诣深厚,他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有一次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脱了相,脸也没洗就去上课了。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截肢,行动不便,他住在郊区,要请人抬他到学校上课,从不迟到。力学教授周培源住处离联大20余里,没有公路无法坐车,他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骑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骑到联大。陈岱孙不会骑自行车,于是也买了马。周培源与陈岱孙都是清华园里有名的“帅哥”,相貌英俊,身材高大,两人骑马上课成为联大一道风景线。

从学术中心到民主堡垒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对联大的准确定位。联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堡垒”,1941年以前,师生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潜心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还抱有极大信任,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期望齐心协力度过民族危机,闻一多1945年曾撰文回忆到:“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谈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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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封报馆,逮捕进步人士。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推行以党治校,通令高校“整顿学风”,委派国民党官员在高校设立“训导处”,师生强烈反对。1942年,联大发起“倒孔(祥熙)运动”,民主运动日趋成为校园主流。1945年12月1日,声势浩大的“一二·一”运动爆发,各校学生罢课,争民主,反内战,联大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郊区宣传。但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震压,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4名青年学生和教师,其中包括西南联大女生潘琰。就在联大准备北返复校前夕,国民党又在昆明制造了“李闻惨案”,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怀着极度悲伤忧虑的心情,梅贻琦处理完最后一批遗留事务,回到北平那满目疮痍的清华园,带领师生致力于复校事业。经过八年抗战,清华师生增加到3000人,其中从昆明来的有900多人。设立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学系,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国共内战已经打响,当年同甘共苦的联大师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政治分歧日渐鲜明。梅贻琦一心投身教育,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教学治校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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