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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插队经历

杨师竹(北大 1963级)01/17/2014

善意的谎言

毕业时我拿着工宣队买好的阳平关-下板城的硬座票上了火车。本来工宣队是想让我们学习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精神,但思乡心切的我还是用足了3 天的有效期,回家看了看。后来到了承德县见到已先期到达的法律系刘瑞川(后来副部级),他告诉我说:咱们全是插队,归知青办管。一共两个点,一个是离县城3 公里富裕的大平台公社,一个是50 公里开外穷山沟的下院公社。我们几个都说有病就分到了大平台,你们也都说有病吧。这时我想起串联时问出身的逻辑:工人,睡床上,职员,睡地上。就笑着对知青办李树勋说:我们俩都有病,我有肝炎他(指数二李德鸿)有肺病,就这样我们轻而易举地去了大平台。而北大之外其他院校的50 多人全部分到了下院。公布方案那天,他们感慨地说:还是你们北大的聪明。多年后我看了一篇报道,讲北大一个被打成右派判死刑的同学,在刑场突然大喊:我有重大问题需要交代!于是把他又带回了监狱。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有时善意的谎言会成为保护自己的武器。

yang当农民

插队时我们被剥夺了干部待遇,没有探亲假,没有取暖等各项补贴,没有公费医疗。财政下发的45 元工资被扣掉20 元,因为社员有头一年分的粮食、柴火和钱,而我们也要吃饭,所以每月发给我们25 元生活费(当时队里的日值是1.1 元),剩下的让自己挣工分,就这样我们当起了地道的农民。队里给我们分了自留地,我们种上了各种蔬菜。每天和社员一样出工时点名,收工后记工分,我记得我那时一天能挣到7-8 分。年终按工分和社员一起分玉米、高粱、红薯和秫秸等。当时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按重体力劳动45 斤,但当我们赶着小毛驴去买粮食时却被告知:农民的粮食是带皮的,硬是扣掉6.1斤的皮只卖给我们38.9 斤。

上山采药

插队生活是艰苦也是快乐的,和纯朴的农民在一起总有听不完的故事。我们在果园里摘苹果可比现在的采摘强多了,至今我的苹果鉴赏技术还能派上用场呢。印象最深的要数民兵连长带我们上山去采药了。听说去采药我很兴奋,扛个小锄头,背个小背篓跟着民兵连长就上山了。可谁知他不带我们沿着山路走,而是哪最难走才走哪,他说没人走的地方才会有药材。后来越爬越陡,眼看着坡度由50 度升到60 度又到升到70 度以上了,吓得我哪还顾得上采药?连山都不敢上了。民兵连长用锄头先刨一个坑自己站住,然后再往上刨一个坑他上去,让我们站在他原来的坑里。这时只听见他兴奋地喊:黄芪!川地龙!我想就是金条我也不要了,山下可是万丈深渊那!后来他采他的药我爬我的山,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上这棵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回来路上民兵连长把他采的药材全放进了我们的背篓里。

过河

插队半年后我被抽到斗批改宣传队,负责到小兰窝大队清理账目。当时我和物理系焦大乐每天往返十几公里到县城查账,而没有桥的滦河则是每天的必经之路。平时滦河水不深,踩着石头就可以过去,就是涨水了趟河也过不了膝盖。可是有一次下起了大雨,我们从县城返回时滦河水涨的又宽又深。不知山洪厉害且没有过河经验的我们挽起裤腿就下河了。谁知越趟越深,一会就没过了腰。接近河中央时水流特别急,一起过河的河北医学院的一个男同学大声喊:我头晕,站不住了!我虽也是自身难保但暗自庆幸自己会游泳不怕水,赶紧大声喊:别低头,向前看!谁知这时上游的水夹杂着树枝、碎石呼啸而来,站也站不住了,我们几个赶紧手拉着手,顺着水势慢慢往下游走,40 分钟后终于上岸了。

上岸一看这哪里是我们的队呀?我们被冲到了一公里以外的大兰窝队。事后社员告诉我们:你们怎麽能从正对村子最窄的地方过河呢?我们都是往上游走几百米,找最宽的、水流最缓的地方过河,一冲正好被冲到咱们村。真是吃一堑长一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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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年 重回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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