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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后代”谈今日中国

《万维网消息》  2012-03-09 19:41:15  共识网

  在外人眼中,“红色后代”是颇为幸福的一群人。但事实上,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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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供图)

  两会开幕以来,每当有一位身材微胖、戴着少将肩章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国际饭店的时候,记者们总会迅速聚拢过来。毛新宇委员来了。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每年的提案都格外引人注目。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2012年首次将提案视角从他的爷爷身上,转向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命题:反腐倡廉。

  毛新宇说,他关注这个问题,既因为他是一名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他作为领袖后代的责任:“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主席的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为什么没有?就是老人家的垂范作用。”

 

 在十八大即将到来,中央领导集体即将交棒之际,毛新宇只是众多喜欢把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红色后代”政协委员之一。

  凌孜,叶剑英元帅的女儿。聊起如何化解贫富差距时,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说,共产党不能忘记了来时的路。“那时候拿着枪杆去闹革命,为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他们过上好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维族政治家包尔汉的女儿伊丽苏娅最痛心的社会现实,是底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被堵塞。“改革虽不能操之过急,但我们也不能再等待了。”

  这些“红色后代”,祖父辈曾经排除万难打下江山,他们自己也亲历过中国最坏的日子和最好的时光。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注定了他们对当下社会矛盾、改革争论的体悟,比普通人来得特别。

  “这个社会焦虑的,就是我们所焦虑的”

  在外人眼中,因为有祖父辈们的恩泽,“红色后代”应该算是社会上颇为幸福的一群人:衣食无忧,一般还有个一官半职。但事实却是,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全国政协委员、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曾海生,是革命家曾山的女儿。这些年里,她的焦虑源于一系列代表性的社会事件,例如小悦悦事件,温州动车事故,蒙牛、双汇等知名企业食品安全危机。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发展的速度上去了,但发展的质量又如何?”在2012年提交的一份加强道德和诚信建设的提案中,曾海生如此慨叹。

  社会道德之所以沦丧,在曾海生看来,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忆,当年她在北大荒插队,一个月22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职工也不过30来块。但现在一些国企老总年薪却动辄上千万。“同样工作8小时,很多人会问,凭什么你拿那么多?”

  大多数人没有分到“蛋糕”,这亦是“老知青”伊丽苏娅的观察。“农家子弟的上升渠道正在被堵塞,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就开始蜗居,很多人不结婚,也没房子,而且不敢要孩子。有了孩子,就会教育他,你不好好学习就去扫大街。”她有时会想,这是不是自己所经历的那个《劳动最光荣》的国家?

  所以,“红色后代”们才有这样一个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给了少数人,这不是跟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吗?我们的改革还算成功吗?

  “28年的革命战争,祖父辈们哪个不是大浪淘沙活下来的。虽然后来在困难时期,工作上有失误,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伊丽苏娅说。

  但现在,“红色后代”眼中那个虽然穷,但没什么算计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这好比咱们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换一个人,是为了把家人的钱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种什么样情绪?”凌孜说,“那个时候,遍地都是雷锋式的人,今天你打着灯笼满世界找去。不是没有,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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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P 中新社/图)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和所有普罗大众的感受一样,“红色后代”们承认,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作为改革开放奠基人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凌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9年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当时老百姓没吃没喝,工农业到了崩溃边缘。

  有一个细节,至今让凌孜难以忘怀。广东公安厅有次向叶剑英汇报:广东目前出现逃港潮,深圳、珠海这些沿海村里剩的都是老弱病残,能走的都走了。叶剑英听了就流眼泪了。

  “出来革命几十年,现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来还惨,怎么能不痛心呢?”凌孜回忆,当时父亲没有说要抓这些老百姓,知道他们逃港纯粹为了生存。

  强人推动,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动力,更来自整个社会。“当时感觉我们醒来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后,我们就大有紧迫感。听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振奋。”伊丽苏娅说。

  如今,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于改革的争论如何处理,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经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剑英提议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在这个后来被叶剑英称为“党内民主典范”的大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评都如实写进了简报。

  “假如没有那次预备会议统一思想,邓小平也出不来。有问题都需要端出来,讲出来大家就顺了。”凌孜说,另外,执政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个整顿巩固提高的阶段,现在最缺的是对过去30年的总结和反思。“哪些问题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弯路,究竟我们现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认为,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从吏治开始。

  医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体采访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用干细胞去治疗癌症。“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但给你种植干细胞就不一样,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她提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通过差额选举保证每个干部,都像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

  毛新宇说,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腐,就是因为老人家预见到会有糖衣炮弹的进攻。“老人家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强调,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开国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这说明主席深知腐败问题对党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因为“文革”给“红色后代”们留下了太深的阴影,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们对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党制,也不能搞党内的派别。”伊丽苏娅说,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之前搞过一人一票选举的,而且他们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战乱。我们中国乱不得。

  但她也表示,虽然不能操之过急,可我们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司法审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独立空间,这个可以探讨。”

  建议向林书豪学习

  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尚需时日,但有一个问题,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立刻着手解决,那就是重建社会的道德诚信体系。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体力行。

  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让每个人都“知耻”。“官员应该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说,“你为人之师,你才能够是领导,最起码的德行都做不到,怎么当官呢?”

  凌孜建议,这一点可以向林书豪学习。作为一名篮球迷,凌孜觉得,这位美国NBA的新天王身上,有着与其他体育明星所没有的气质。“明显是他扭转了局面,他却说这是球队的功劳。连支持别的队的球迷都为他鼓掌,可见他的亲和力有多大。”凌孜说,有一句话叫上行下效,你做出来了,你不用说,下边跟着就做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带领一批中央领导去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此后整个中国都掀起了一场义务劳动的热潮。

  正是得益于祖父辈们的言传身教,“红色后代”们都认为,这是他们许多人虽已不在高位,却仍对这个国家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说,自打小,父母就从来不会要求她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退休之后,父亲很喜欢在小院子里种些东西,他喜欢带着小草帽上房顶摘丝瓜。”曾海生说,父亲的纯真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影响了她一生。

  “1935年,他单独带队突出敌人围剿,后来全打散了。剩下老爷子一个人,从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党。但当时哪那么容易找啊?你说这个人就那么坚定,在那种情况下他都没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当了5年全国人大代表,5年全国政协委员。有些提案她反复提了好多年。尽管结果不如预期,但她说,总有人要迈出这一步,“永远没人说,永远得不到重视。”

  在曾海生看来,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党内的高干子弟,应更严格要求,“比如我们小时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饭,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但有更严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于民,除了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一些“红色后代”也觉得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

  据凌孜说,中央党校已经准备将《群书治要》引入课堂。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辑的书,主要回溯了历朝历代执政的共同经验和教训。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凌孜说,唐太宗能创造贞观之治,正是因为有魏征这样的大臣讲负面的意见,皇上就是听了难受但是爱听。但崇祯就是被贪腐包围了,看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国家就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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