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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网消息》

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做好此事 死了也值

米尔网  2011-08-05

dengfamily7月初的一天,我给邓稼先的爱人许鹿希打电话,她让我第二天下午5点到家中见面。我如约来到她家楼下,摁响门铃。在二楼,一扇门已经为我打开。狭窄的过道,三五步经过卧室的门进入客厅。

那晚,83岁的许鹿希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邓稼先,我被感动包围着。

1986年7月29日,62岁的邓稼先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1996年7月29日,他的继任者们按照他临终前指引的途径,完成了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以示对他的缅怀。今年的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25周年的日子.

1958年8月的那个夜晚,月朗星稀。邓稼先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上午,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大炮仗?”他这位在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的博士立刻明白国家要造原子弹,一阵惊喜从心间涌起,自己苦苦求学,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可是造原子弹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工程。“我能行吗?”一丝犹豫从嘴边轻轻滑落。钱三强神情凝重地说:“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不过,你的工作十分重要而光荣。这是组织的决定。”

邓稼先翻了个身,朝向身旁的妻子许鹿希。怎么给希希说呢?组织规定:上不禀父母,下不告妻儿。当年,父亲邓以蛰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父亲曾深情而坚定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今天,国家就要用我了,我岂能辜负!挑起这副重担,只能有所舍弃!邓稼先想。

妻子在他进家门时,就察觉他心思沉重。这时,她关切地问:“稼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许久,他缓慢、轻声地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许鹿希感到意外。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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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邓稼先1950年8月20日,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此为其博士毕业时的照片。9天后,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渡轮。

焦灼、不安和忧虑在他们心间蔓延。使命、责任、重担就这样压在了34岁的邓稼先肩头。迷茫、依恋和无奈让年仅30的许鹿希愁绪满怀。

  寂静的月夜里,传来邓稼先幽幽的叹息:“唉!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这些全靠你了。”许鹿希闭上双眼,倍觉凄凉,忧伤不已。

  突然,邓稼先坐起身,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什么事啊?值得他抛开一切!一双儿女,大的3岁多,小的1岁多。他至爱的双亲,一个肺病,一个哮喘,自己还要在科学上追求前程。可执着的稼先将要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不然,他怎会这样义无反顾?许鹿希也坐起身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邓稼先离开了工作8年之久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到二机部九局(后改为九院)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人。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名校挑选了28名应届毕业生。新成立的九院位于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邓稼先和新来的大学生白手起家。他们砍高粱、平田地、运砖石、和泥推车,干得热火朝天。炎炎烈日下,邓稼先光着膀子,赤膊上阵。大学生们欢快地叫他“大白熊”。“大白熊”常常微笑着,慈眉善目。他熟练地掌握俄语、德语和英语,他曾在妻子面前用德语演唱《欢乐颂》,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核物理对这些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邓稼先对他们的“扫盲”就从自己帆布书包的3本书开始。

  邓冬天来了,参加“扫盲班”的大学生住在亲手建起的宿舍里,湿墙湿地湿被褥,室内比室外还冷。被冻得无法忍受时,邓稼先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躲进对面一家副食店看书。副食店有个烧得通红的大铁炉。

  “大白熊,吉祥戏院今晚有马连良的《四进士》,怎么样?”有人提议。

  当时,邓稼先的月薪204元。堪称戏迷的邓稼先兴奋地说:“走,今天放大家一晚上假,瞧戏去,我请客。”

  “你知道戏票早卖光了,才敢说此大话吧!”

  “什么话!就是真的没票,我也能弄到票。骑车子走!”

  他们有所不知,邓稼先在中科院的时候,就常常带着许鹿希等别人退票。看完戏,他俩并不急于回家,而是双双潜入银辉的月色里。在花香满径的小路上,许鹿希依偎着他的臂膀缓缓漫步。邓稼先深情地说:“我们如果永远这样多好!”

  冬天过去了,春天却迟迟不来。

  苏联“老大哥”承诺的那颗原子弹教学模型、那一车皮的俄文资料像空中的游云,随风而逝。苏联专家撤走了,临走,他们留下赠言:“在原子领域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苏联背信弃义的1959年6月,被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邓稼先告诉大学生们:“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可以干得更好。尽管今后的路是曲折的,甚至是艰险的,但是,什么困难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为了造出‘争气弹’,我们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邓1960年7月28日,钱三强再一次把邓稼先请到办公室。

  他告诉邓稼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由你领导的那个理论研究室来承担。”历史选择了邓稼先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要造原子弹,首先要拿出理论设计方案,如同建房要有图纸一般,这是重中之重。

  拿出这张“图纸”,仿佛要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邓稼先肩负大山般的重压,艰难前行。邓稼先既要“攻关”搞运算,又要“扫盲”培育原子新人。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

  攻关的岁月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这些奋战的年轻人常常在紧张的运算之后,疲惫地呼唤:“老邓,我们饿,我们好饿呀!”

  邓稼先马上应道:“好的,你们等着,我这就想办法去!”没过多久,邓稼先从外面拎回一包高价饼干。

  每当他们突破一个难关,邓稼先都会兴奋地说:“伙计们,都推车子去!”大家知道,老邓又要请他们撮一顿啦。在商品紧缺的年代,老邓的善举常给自身带来困窘。可研究上一旦有进展,他还是想有所表示。这时,他就会悄悄溜出去,买些火烧回来,大伙一哄而上。他会在一旁笑着说:“也给我留一口啊!”

  饥饿的年代,他们吃菠菜蘸酱油。又攻克重大难关,年轻的竺家亨说:“老邓,怎么样?撮一顿,这次好好请我们,我们工作干得多漂亮!”

  “走。推车子,到砂锅居。”

  大伙一阵欢呼,高兴地说:“听说,那里可以从猪头吃到猪尾。”那天,他们也这样,而且还喝了酒。

  在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时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了这支队伍。邓稼先激动地称他们是三尊大“菩萨”,他是“菩萨”身边的小童子。攻关的日子,邓稼先白天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要阅判计算的数值。脸顾不上洗,头顾不上理。一次会议间隙,王淦昌审视着他那头长发,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他红着脸看看自己的衣服,纽扣系错了,急忙调整。这时,王老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含蓄地笑了。邓稼先实在是忙得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发现大门口警卫排有个战士在理发,便“加塞”坐在长条凳上,笑着说:“这是你的试验田,大胆来!”

  邓杨
左图:邓稼先和杨振宁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同年,上级又下达命令,让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转向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邓稼先仿佛瞬间掉进了冰窟。领导派了两名司机连夜送他到乌鲁木齐机场。当他赶回北京,守候在西郊机场的妻子带着他直奔医院。憔悴、消瘦的母亲浑身插满管子。邓稼先扑上去,抓住母亲的手哭喊:“妈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

  弥留之际的母亲微微睁了一下双眼,她已经无法说话,失神的目光里,似乎透着欣喜。母亲那只被邓稼先握着的手,突然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捏了一下,邓稼先一阵欢喜,赶紧回应。当他发现母亲的枕边,有一份刊登着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号外。邓稼先感激地望着妻子,眼中饱含热泪。邓稼先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内心充满愧疚。3天后,母亲与世长辞。

  邓稼先很快返回单位。这时,理论部的队伍壮大了,而且早在1960年,钱三强就高瞻远瞩,组织人员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邓稼先的好友于敏加入了这支光荣的队伍。

  美国一位氢弹专家说过:“搞氢弹就像是迷失在原始森林的孩子一样,既充满着危险,又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自己有一颗古代炼丹士的心,也难免陷入地狱和苦海里挣扎。”

  邓杨
左图:邓稼先和杨振宁

邓稼先决心带领这些年轻探索者启程,他们依托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的兵器是一张书桌、一把尺子、一块黑板,但他们拥有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激情,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永不知疲倦的大脑。

  他们兵分三路,用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进行运算。于敏带队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100来天的奋战之后,于敏用暗语给身在大西北的邓稼先打电话,激动地说:“老邓,我们几个人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第二天,邓稼先就带人飞到了上海。他听完于敏的汇报,兴奋得像个大孩子。邓稼先与大家又拼搏了一个多月,使氢弹有了相对完整的蓝图。又打了一个胜仗,兴奋、激动的邓稼先这次的“表示”是请大伙尽享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他同于敏一起飞回了大西北核研制基地。1966年12月28日,他们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狂风肆虐,飞沙走石。邓稼先与大家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帐篷,唯一的特殊化就是他拥有一个便壶。

  1967年6月17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震撼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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