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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诚,诚心诚意热爱毛主席

《倍可亲网》 02/23/2013

戴诚,常州合唱团组建人,人称“红歌司令”。他出身红色家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毛粉”。他年轻的时候曾因为缅怀周恩来受到处分,对毛泽东恨过动摇过。但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暴露的种种社会不公以及贪污问题,让他困惑并开始怀念毛的时代,最终,在唱红歌中他找到了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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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白色短袖衬衫加藏青色的西裤,左胸的口袋上别着一颗小小的、醒目的毛泽东像,是戴诚几十年不变的“四季装”。排练课上,戴诚穿着单薄的短袖衬衣,站在穿裹着厚实冬衣的四十多名老年人面前,指导、纠正他们的发声和发音。

dc在戴诚家中,收藏许多毛泽东像章,自己配戴之余,他也把像章送人。戴诚回忆,文革期间他弄不到毛主席像章,只能自己做了个语录牌,用别针别在身上。

4戴诚平时也继续着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他十平米不到的起居室里,床的四周摆满了各种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共计2000余册。也有媒体把戴诚形容为“毛痴”。

dai合唱团里有一位“毛主席”,本名曾德胜,58岁,湖南衡阳人,是一位毛泽东特型演员。虽然他不擅长歌唱,但是合唱团需要他,如同家中一件漂亮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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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诚训练老人们有一套自己的“土办法”。合唱团排练室的墙上写着一个斗大的“喔”字,老人们不会唱高音,戴诚用毛泽东思想中的“矛盾分析法”,总结出练好一个“喔”字是练习唱高音的“主要矛盾”,通过练习这个字,就能把高音唱上去。

戴老人们将手指插入嘴中,练习口型。戴诚要求严格,教学的方式有些粗暴,时不时会爆出粗口,用夸张的表情来嘲讽老人们唱的还不如家里一岁半的外孙。但是老人们没有感到不适,更没有反抗,他们对这个集体早已产生了依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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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开始前,一位老人给他买了几个包子,算是一顿午餐。这里的老人收入普遍不高,他们大多是这个社会的落败者、失意者,但是在合唱团通过唱红歌,又找回了昔日的归属感。

戴排练室的墙上贴着一副巨大的毛泽东画像,画像的周围是常州合唱团这些年来外出演出和比赛所获的奖项。这些年,戴诚带着合唱团到处巡演,参加各种合唱比赛,除了荣誉,戴诚也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最落魄的时候,他住在一辆破旧面包车里,妻子差点要和他离婚。至今,戴诚的工资卡仍在债主手上抵押着。

戴但戴诚对团员们很好,他经常带成员们经常来常州市区一家以毛泽东为主题的餐馆就餐,这家店的店主在戴诚的影响下信仰毛泽东。戴诚主导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也经常在此举行例会。

戴戴诚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中不乏80、90后的身影。这些聚集在戴诚身边的年轻人,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后,面临着各种压力,在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中渐入困境。在戴诚等老一辈的熏陶下,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的公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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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外与人讨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外,戴诚在家,也会在走廊里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前给三岁的外甥讲毛主席的故事。在合唱团里以“铁腕形象”示人的戴诚,在外甥面前却很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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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诚“红色情结”的形成原因中,父亲的影响非常大。戴诚的屋子最肃穆处,除了毛泽东像之外,就是露台上戴诚父亲戴凤的紫砂石像。这位“贫农”出身、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老革命,从小就教育戴诚,“没有毛主席,穷人是过不上好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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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诚眼里,红歌是他抗争现实的武器,他要“用歌声、用文艺的方式来歌颂毛主席,来宣传毛主席,来唤醒人们的良知”。在有些人眼里,戴诚的举动像个“疯子”。但在他合唱团的成员眼里,他是“大好人”。因为戴诚是常州声乐协会主席,合唱团老人们常常亲切地称他为“戴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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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合唱团的成员以6、70岁的退休职工和下岗工人为主。合唱团有一系列不成文的规定,比如“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要有无私奉献的思想,要付出;服从命令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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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合唱团的排练室里,摆放着发黄的储物柜,一排排铁撑椅。暗红的丝绒布背景衬托着一个巨大的毛泽东头像,一切都是80年代某处工厂会堂的模样。在这里,戴诚死心塌地地坚持他的红歌事业。最近,戴诚有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带领常州合唱团走出国门,“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

  戴诚其人

  2012年的12月27日,常州气温接近零度。火车站旁的宏达宾馆前,戴诚身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一条藏青色西裤,左胸的口袋上别着一颗小小的、醒目的毛泽东像。路人从他身边经过,忍不住多瞥几眼,嘴里嘀咕着,“天气这么冷,还有人穿这么少,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戴诚不疯不傻,这是他的“四季装”,而且几十年不变。

  戴诚,常州合唱团的组建人,人称“红歌司令”。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毛粉”,满脑子的毛泽东思想,张口闭口“毛主席”,讲到兴起,他就会反复抛出一个观点:对目前的社会,应该“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

  戴诚恨不得用毛泽东“武装到牙齿”。

  在戴诚的家中,“毛泽东”不处不在:客厅、走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画像;桌子、柜台摆放着高高低低的毛泽东雕塑;十平方米的卧室里,围绕着两千余册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籍;阁楼上设有红歌“音乐室”,一张书桌,各种曲谱、光盘和磁带,还有音乐播放设备;门上贴的对联是毛泽东诗词;一辆二手老尼桑,车窗上的红字,写着:“捍卫毛主席的思想,坚持包主席创立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为人民服务”。

  戴诚对毛泽东的崇拜,甚至“爱屋及乌”到了毛泽东的湖南同乡。戴诚的工作是城管,当他执法遇到湖南籍的小贩时,他也会对他们好一些。

  红色情结

  戴诚出身红色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曾经参加过渡江战役,因在战斗中负伤而留在了常州,这也是他“红色情结”的起点。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了,我父亲八岁,光着脚,没有裤子,在雪地里帮地主放牛,我们是贫苦人出身,没有毛主席,穷人是过不上好日子”,戴诚在家中的露台上挂满了父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木几上还摆放着一尊父亲年轻时候的紫砂石像。这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贫农阶层”,是毛泽东之外,深深影响戴诚的人。

  但戴诚对毛泽东的崇拜,也曾动摇过。戴诚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缅怀周恩来被处罚。因为这次处罚,他也曾恨过毛泽东一段时间。直至改革开放后,种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戴诚开始感到茫然与困惑,这让他又开始怀念那个毛泽东的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就看得很清楚了,老百姓开始过不太平的日子。我不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候我身边的环境,我身边的那些干部的举动,言语,跟毛主席那时候不一样了。原来,老百姓看到的干部很亲切,始终都是自己人的感觉,不趾高气扬,完全没有身架,很随和;毛主席走以后,没多长时间,一两年时间,干部就开始变得自私自利起来,直到现在贪官污吏”,戴诚对现世极度不满,对毛泽东时代无比怀念。

  红歌团

  1993年,困惑中的戴诚突然发现,“用歌唱的方法怀念毛主席,是一种解脱”。戴诚终于找到一条出路,他说:“我认为用歌唱的方法能唤起人民的良知,是一种战斗,是一种武器。”

  最开始戴诚是一个人到福利院给老人们唱红歌,慢慢的队伍逐渐壮大。2000年,戴诚自费组建成立了常州合唱团。

  常州合唱团位于在常州市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座陈旧的教学楼内,发黄的储物柜,一排排铁撑椅,暗红的丝绒布背景衬托着一个巨大的毛泽头头像,头顶几架落满灰尘的吊扇……一切都是80年代某处工厂会堂的模样。

  在合唱团里,戴诚享有至高的权威。通常他站在教室中央的毛泽东画像前指挥合唱,戴诚会突然跳上一张红色的凳子上振臂高呼。他又会随时叫停,然后扯着嗓子,带着脏字大骂:“你们活了六七十年,连个歌也唱不好,还不如我家一岁半的外孙。”常州合唱团里的成员大多是退休工人,或下岗职工,合唱团的“不专业”让戴诚甚为恼火。

  而这些老人们早已习惯戴诚的粗暴,相反他们都觉得戴诚是“大好人”,因为戴诚是常州声乐协会主席,老人们常常亲切地称他为“戴主席”。

  这些年,戴诚带着合唱团到处巡演,参加各种合唱比赛,虽然获得了不少荣誉,但是戴诚也因此背负了一大笔债务。这些债务大多来源于帮经济并不太好的团员垫付参加比赛的经费,债务最多的时候曾高达250多万。

  在最困难的时候,戴诚无家可归,落魄的他只得住在一辆破旧面包车里,备受煎熬。为此,妻子差点和他离婚。直至现在,戴诚还背负着100多万的债务,他的工资卡压在债主的手上。

  尽管如此,戴诚依然死心塌地地坚持他的红歌事业。自“大闹”人民大会堂后,戴诚有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带领常州合唱团走出国门,“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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