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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以来中国为何不乱?

赖海榕《万维网》 02/19/2013

19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政局相当稳定,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百年以来最稳定的时期,其基本特征是没有大的社会动乱,大的政治抗议,大的暴力冲突;没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大规模对抗,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大规模的对抗,以及权力集团之间的大规模对抗。稳定的政局为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许多人基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共的历史经验以为中国摆脱不了3年一小乱5年一中乱10年一大乱的“规律”,许多人总是担心中国出事,毁了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大好局面;另一些人是等着中国出事,盼望中国早一天“崩溃”。然而20几年来,中国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是中国政局却相当稳定,过去似乎很灵验的“规律”不灵了,许多人虽不免仍然有很多担心,但是一些人恐怕是不能不失望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对中国20几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局势有更好的理解,同时也能更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局稳定的基本要素有三条:一、统治精英内部无重大分歧;二、统治精英不断顺应社会的发展进行自我调整;三、社会大众对统治精英无重大不满。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1990年代以来,政局保持了稳定。如果其中一个或多个条件不具备,政局就无法保持稳定,中国近代以来以及和中国类似的多个国家的政局动荡都是因为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出现问题而造成的。

首先,在第一个条件方面,有很多历史经验。1950年代中期席卷中国、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政治动荡主要是因为统治精英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斯大林的死亡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严厉指控撕裂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统治精英,统治精英分裂引发剧烈的社会政治动乱。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动乱是统治精英内部存在重大分歧所造成的,1978年以前精英的重大分歧在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1978年至1991年,统治精英的重大分歧在于是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的经济制度还是以市场经济为根本的经济制度。

统治精英内部一旦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政治局势必然动荡不止。1992年中共统一于建立市场经济的共识以后,中国的统治精英在相当长时期内已经不存在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分歧。所存在的不同意见只是在速度、方法、切入点、时机这些技术性的事务上,这些分歧比较容易弥合,不致于引起政治动乱。

在战略性、根本性问题上无分歧条件下的权力分配,虽然有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已经可以通过妥协、交换、磋商来解决,而不需要你死我活才能解决。事实上,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权力分配过程已经温和很多,退出权力核心的精英仍然很有尊严,而不像过去一样,失去权力就是失去尊严,甚至失去生命。西方国家给退出权力核心的精英舒适的生活,给各政治党派无论在朝在野一定的经费补足(比如以得票率为基准),实际上就是避免赢家通吃、输者全输,缓和斗争的残酷性,避免激化斗争导致政治动荡。中国大陆在199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在实质意义上与西方类似的安排,只不过这种安排还未完全程序化和制度化而已,个别时候个别案例不免脱离轨道。

其次,在第二个条件方面,如果统治精英是统一的,但是不回应社会的需求,政治动乱将不可避免。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社会的需求会发生变化,统一的统治精英可能顺应也可能镇压社会的新需求,晚清动乱的基本构成是统治精英跟不上社会要求政治变革的需求,蒋介石时期动乱的基本构成是统治精英不能有效回应中下阶层的发展需求。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统治精英基本能够顺应社会的需求,即使顺应需求对原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有所冲击也勇敢推进,比如19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和国有企业民营化,精英内部虽然也有人试图抑制这种趋势,但是绝大多数精英很快就认可了这种趋势。比如引入人权保障机制,这个机制还非常粗糙,但是能够建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也是回应了社会的新需求。类似的顺应社会新需求而引入统治精英过去所不熟悉甚至极力抵制的机制、体制以及制度还有不少。这些尝试和努力不断转化、缓和、消化矛盾,逐渐拆除引发政治动乱的动能。

再次,在第三个条件方面,如果社会大众对统治精英集团有重大不满,动乱也不可避免。这种重大不满一般是由国家经济衰退或出现巨大的通货膨胀所刺激。1970年代末一直到1989年东欧若干国家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最重要的原因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这些国家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198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社会动荡,很大的原因也是一场几乎40年来所未见的通货膨胀席卷社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安和不满。

即使在所谓民主国家,经济衰退、失业率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也是政权更替的最重大原因,1989年以后苏东欧国家,独立以后的拉丁美洲国家,19世纪以后的西欧北美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民主不民主的区别只在于,在民主国家,广泛的社会不满所导致的政权更替被制度化、和平化,因而引发的社会纷乱规模较小,相对平和,或完全和平。而不民主国家,往往要造成大动乱、暴力,最后以纳粹政权、军事政变、独裁专制收场。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虽然当中也有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但是经济成长是全面的、普遍的、快速的,只不过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人所经历的发展速度不完全一样而已。有了这样的经济成长,社会大众就不会对统治精英有重大的不满,从而保障了社会政治的稳定。

展望未来,这三个条件仍然存在出现问题的可能。统治精英有可能在建设民主的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当然在短期内,民主可能还不会成为中国的最重要课题,但是不可能永远不成为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一旦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第一条,精英是否保持基本一致,需要观察。其次,精英顺应社会需求的速度是否跟上社会的需求的快速提升,虽然目前的精英已经表现了巨大的弹性,但是回顾1911年肃亲王对在押的汪精卫的对话仍然是有意义的,肃亲王说,你的主张我们不都在做吗?汪精卫说,我们等不及了,也就是说,统治精英顺应社会需求的改革速度也非常重要,改革速度不能过分落后于社会的需求,否则会引发对抗和动乱。再次,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在多长时间能够保持目前良好的状态,国内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行政的大量、随意的干预,市场的严重分割,巨额的不良资产,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严重的吏治腐败等等都是经济持续成长的阻碍因素,国际上的变化更是不可预测和控制,国内国际的因素一旦发酵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阻挡了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社会大众将爆发大规模的不满。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表现出来的弹性以及中共在1949年前曾经表现过的弹性来看,争取这三个条件不出问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国内国际有智慧的人们应该努力工作,为这三个条件不出现问题作出贡献,最后的成果如何,当然要看上帝是否终于愿意放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把,让他们过上安定的日子。

(本文作者赖海榕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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